民国云南地方延用干支邮戳一组3件，含蟠龙1分加盖宋字“中华民国”盖“临安府二年癸丑六月初三”英汉腰款式日戳

民国云南地方延用干支邮戳一组3件，含蟠龙1分加盖宋字“中华民国”盖“临安府二年癸丑六月初三”英汉腰款式日戳；帆船2分双连，盖“石屏州三年甲寅八月十二”日戳；1912年云南府寄猴监井红条封，贴帆船3分邮票一枚，盖“云南府壬子正月廿七”日戳，落地盖“猴监井壬子二月初六”日戳，带原展页<br><br>嘉禾图加盖“限滇省发寄”邮制信笺初探<br>1926年滇币乏值，为防止由低币值地区邮品到高币值地区售用，邮政当局在当时发行的一些邮票、邮资片笺上加盖“限滇省贴用”或“限滇省发寄”字样在云南发行使用。在这些邮品中“限滇省发寄”嘉禾图邮笺以发行量甚微而著称，是收集中国片封笺爱好者寻觅的重点之一，也是组编中国早期邮政用品邮集不可缺少之品。围绕它的发行量、存世量、发行日期和使用情况有一些传说和迷团。<br>笔者根椐多年来收集到的资料及实物，以及调查研究情况，加以说明探讨如下:<br>首先是发行量方面，该笺的发行量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二百多枚，另一种说法是一百多枚。前者源于新光邮刊及台湾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编印的集邮道（壹）上所述。后者是云南老集邮家王少三的记录。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者较可信。其原因为王少三先生对此笺的加盖发行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反复调查过，並在20世纪40年代对几个<br>云南老集邮家讲述过。内容大概为：1926年发行限滇邮品以来，加盖限滇邮品的部分原品来源于云南省邮电管理局的库存。1932年中，在一次清库中，发现一百多枚1921年发行的三版嘉禾图邮笺，经请示邮政总局同意后，将该次清出的邮笺与帆船邮资片一起运到北平邮政总局供应处，加盖“限滇省发寄”字样后返回云南使用。返回云南后分配给蒙自、腾越、大理等邮局和昆明的4-5个邮政支局出售。据传每局10-20枚，因分配量少，多数为局员购去，但也有在邮局窗口售出一些。云南老集邮家张锡天並非邮电工，就在昆明巡津街邮局购到二枚。<br>这一百多枚邮笺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幸存者可能在40多枚，其中在云南集邮者手中保存有8枚，成都李世琦有6枚，嘉兴基础民有一枚，北京邮政博物馆有一枚，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邮人手中各有二枚，台湾、香港、美国邮人手中各有四五枚(但相互间会流通)。<br>第二是发行日期，现今出版发行的书刊均标列“限滇省发寄”嘉禾图邮笺的发行日期为1926年，这是错误的。笔者与云南邮学家胡民选先生，分别到云南档案馆1933年邮政档案卷宗中，查证到此笺在昆明的确切发行日期为1933年2月22日。更重要的是笔者手中珍藏有一枚此笺的首日实寄笺。另外，在《甲戌邮刊》第一卷第六期隐峰（万灿文）报导了“滇发行邮制信笺”短文，也证实首发日期为1933年2月22日。<br>首日实寄笺的邮路是从昆明寄阿迷（今云南开远），邮资为邮笺本身的3分加贴滇省双圈2分，共计5分。盖销邮戳为一个日期十分有趣难得的昆明实线圆圈点线格中英文日戳，即22（1933）年2月22日22时2邮政支局(今昆明武成路邮政支局)。落地戳为阿迷二十二(1933)年二月二十三日英中文三格圆戳。此实寄笺的原收藏者为云南开远铁路医院院长徐尚圃先生，后回到了云南集邮家戴郁华手中，1964年交换给笔者。<br>由于该笺发行之初即为罕品，因怕丢失，一般不愿实寄，所以实寄品存世很少。经调查研究，目前笔者发现三枚实寄笺。另外一枚实寄笺，是万灿文寄给李伴梅的挂号实寄笺，由万灿文20世纪40年代送给戴郁华。戴1964年患病与香港集邮家商量，需首航封交换所需营养品和药品，与我商量后，拿走我10余枚航空封（其中有几枚新疆木戳封及一些较好的封）给了我上述两个实寄笺加20余枚限滇片（新旧均有），当时片笺无人玩不好处理。<br>其挂号笺在拿回家的过程中，掉在戴先生家门口，过几天去，他把丢失的笺还给我，这是第一次失而复得。1967年扫四旧时，我母亲把挂号笺同一些旧书废纸，一同扫到废品收购站当废品处理，我晚上回家听说后，第二天一早冲到收购站，在一堆准备送造纸厂的纸堆中，终于找回，第二次失而复得。也就是这次去废品收购站找挂号笺时，发现收购站的旧封片不少，与收购站师傅商议后，定期去淘回不少好使封片收藏水平大为提高。<br>正如浙江集邮家林衡夫先生在1991年11期《集邮》杂志中称此笺为嘉禾邮笺中的元上明珠，那么目前发现的三枚实寄笺就具有邮史的特殊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