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承安宝货壹两”一两银铤

金代“承安宝货壹两”一两银铤，重39g，打有“库押”、“部押”二处戳记，背另打有“真花银”戳记，极为罕见，美品<br>金代的法定白银货币—承安宝货<br>李晓萍<br>承安宝货是金代白银货币，因为流通时间短，铸量稀少，以前不曾发现，因而出现了方孔圆钱式样的臆造币。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在清理库房时发现四件（一两半）承安宝货银铤。1985年在黑龙江阿城又发现一件（一两半），引起了钱币界的轰动，从而澄清了原来对承安宝货的误解。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辽宁分行在库存的杂银中又发现二件（一两），1987年6月内蒙古兴和县也发现一件（一两半），至今存世真品不过10件。<br>承安宝货是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为解决财政经济危机而铸造发行的。金章宗统治时期（1189-1208年）是金代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金章宗在位的二十年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逐步激化，北方有蒙古兵起兵反金，南方有南宋发动的抗金战争，内部有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不满与反抗，时时危机着金代的统治。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和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决口，两岸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政府税收逐年减少，而军费开支却日益增加，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让金章宗忧急万分，他几次采取变革币制的办法，企图改变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然而废除旧铜钱，铸造新铜钱，非但没有挽救通货紧缩的矛盾，反而造成了铜钱被当作财富贮藏起来，铜钱流量大量减少的局面。继而又不得不扩大纸币的发行，但又引起了新的通货矛盾—通货膨胀，纸币的滥发使得纸币信用急剧下降。在纸币贬值和铜钱匮乏的双重矛盾下，金章宗于承安二年（1197年）推行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至十两的承安宝货新银铤，每两折钱二贯。在银铤上表明币值，并分为五等，是起到了取代碎银、筹措军费的作用，成为投入流通市场的银铸币。其与原有的白银称量货币有本质的区别，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变革，尽管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货币史上地位不容忽视。<br>至今发现的承安宝货只有一两和一两半两种，一两铤长42.5mm，两端宽27mm，腰宽19mm，重40.2g。一两半铤长47-48.5mm，两端宽30-33.5mm，腰宽21-22mm，重58-60.5g。成色95%以上。按照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推算，其五等面值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br>承安宝货是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金代政府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的用途广泛，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承安宝货是取代旧例银的白银货币，其使用范围比旧例银更为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金史食货志三》记载：承安二年，尚书省在建议发行承安宝货时说：“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五等，每两折钱两贯。”金代旧有的银两，重量都是五十两的，值钱一百贯，民间使用时常常要切成小块，称量交易。现改铸承安宝货，面值有一两到十两五种，每两折钱二贯。由此可知，铸行承安宝货是为了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相对应，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货币。<br>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曾命西北二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这就是说承安宝货的流通范围很广。金章宗承安二年、金己设立五京、十四总管府、十九路，“路”是金依照宋旧制设立的地方官制。五京中的上京府是金建国都城，位于现在的黑龙江阿城；东京府位于金的东南部，东南与朝鲜接壤，即现在的辽阳附近；北京府位于金的中部，即现在的北京，西京府位于金的西南部，西北部是蒙古，西接西夏，即现在的大同；南京府位于金的南部，既现在的开封。金规定承安宝货银铤的流通范围是西北二京、临潢、辽东等路，临潢府在北京的北部，辽东即是东京。所以其流通范围即是现在的大同到北京、辽阳以北一带。从承安宝货的出土地点看，也在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省，是与历史记载相符合的。<br>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了金代政府的扶持。《金史?食货志》记载：“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可见金代政府对承安宝货的呵护。然而民间私铸泛滥，造成承安宝货成色下降，信誉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停止铸造发行。“以私铸宝货者多，杂以铜锡，寝不能行，京师闭肆”。《金史食货志》的这则记载写明了承安宝货停铸的原因。<br>可贵的是，该枚面值一两的承安宝货背加盖“真花银”戳记，真花银的意思是足银，在南宋银锭上常有出现。在承安宝货上加盖“真花银”，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显示该宝货曾参与宋金贸易或曾在宋金边境流通。其二，由于后期承安宝货遭于假冒，故在流通时被使用的铺席检验过成色，足银者被加盖“真花银”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