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模子蛐蛐葫芦

晚清官模子蛐蛐葫芦 （四具)；成交价:RMB 　287,500；尺寸：尺寸不一；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交时间：2013-11-17。

官模子八宝云蝠纹蛐蛐葫芦，范四瓣。上为轮、盖、伞、螺，下为花、肠、鱼、罐，中为蝙蝠流云。黄檀口框，梅花纹椰壳蒙心。

官模子八宝暗八仙纹蛐蛐葫芦，范四瓣。上为轮、盖、伞、螺，下为花、肠、鱼、罐，中为暗八仙：宝剑、花篮、笛、拍板、扇、渔鼓、莲花、葫芦。象牙口框，仁义顺云鹤玳瑁蒙心。

官模子双狮纹蛐蛐葫芦，范四瓣。两狮首尾相接，丰颅大耳，雄伟而有憨稚之气。上下以八宝为饰。黄檀口框，染牙蒙心。

官模子四龙纹油壶鲁葫芦，范四瓣，每瓣一龙，皆五爪，两两相对。沿口下垂蕉叶纹。

紫禁城里叫蝈蝈

王世襄

温室种唐花，元旦可以观赏盛开的牡丹；暖炕育鸣虫，严冬可以聆听悦耳的秋声。人工育虫，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晚明人可能已以此为业。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称：「促织感秋而生，而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迎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促织，即蟋蟀，通称蛐蛐，是北京冬日所养鸣虫之一，此外还有蝈蝈、札嘴、油壶鲁、梆儿头、金钟等，都能用人工孵化培育出来，使之鸣于冬日。

早在清前期，民间育虫的方法和冬日欣赏鸣虫的习俗便被引入了清宫紫禁城。康熙帝玄烨有一首题为《络纬养至暮春》的五律：

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

经腊鸣香阁，逢春接玉笙。

物微宜护惜，事渺亦均平。

造化虽流传，安然养此生。

（《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五）

上诗所咏的蝈蝈（络纬），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孵育出来的。因为天然的秋蝈蝈，无论如何也活不到第二年的暮春。再读乾隆帝弘历的《咏络纬》诗并序，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以为例云。

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

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

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

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乾隆御制文集》二集，卷一）

弘历明确道出自康熙时起，宫中一直备暖室孵育蝈蝈，设宴时用不绝的唧唧之声来增添喧炽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宫中的蝈蝈用锦囊或绣笼来贮养，而民间却用的是葫芦。这是从乾隆时人的诗文中得知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称：蝈蝈「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清韵自胸前突出」（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杨米人有一首作于乾隆六十年的《都门竹枝词》：

二哥不叫叫三哥，

处处相逢把式多。

忽地怀中轻作响，

葫芦里面叫蝈蝈。

（《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不过笔者相信乾隆之后不久，紫禁城内也大量用葫芦来养蝈蝈了。我们只要看乾隆以后大型匏器不再模种，而从道光时起，宫廷和王府大量范制蝈蝈葫芦（拙著《谈匏器》，《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至今还有多件宝物传世，便可深信不疑。

承世代以育虫为业的赵子臣见告，其父曾听太监道同、光间事。元旦至上元，宫殿暖阁设火盆，烧木炭，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日夜齐鸣，声可震耳，盖取「万国来朝」之意。所说虽不见记载，国事日非，还妄自尊大也十分可笑、可怜，但联系玄烨、弘历两诗来看，却似属可信。

正因紫禁城内有冬日叫蝈蝈的传统，我们自己摄制的电视剧《末代皇帝》安排了这样一个镜头：坐在太后身旁、面对跪地诸大臣的溥仪，由怀里掏出一只葫芦，蝈蝈从里面跑了出来，笔者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只镶象牙口、配硬木框、安白色蒙心的葫芦，是养油壶鲁用的葫芦，而不是蝈蝈葫芦。这两种葫芦有很大的区别。蝈蝈由于生活在草木丛中，高离地面，所以葫芦里面是空的。正因其空，口上只安体质很轻的瓢盖不安框子和蒙心，以免头重脚轻而易倾仄，而且瓢盖也有助于发音。油壶鲁则因生活在地上或穴内，故葫芦内要垫土底。有了土底，它可立稳，口上就可以安框子和精雕细刻的蒙心了（请参阅本书《冬虫篇》插图）。

以上极为琐碎的细节，自难要求电视剧的导演和顾问都清楚而不弄错。再说如果当年溥仪真养蝈蝈，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顺手拿起一只宫中的葫芦，也很可能会拿错，因此笔者写这篇小文决无对《末代皇帝》吹毛求疵之意。不过说到这里，却想顺便提一下，近年在海外的古玩广告和拍卖图册上，往往可以看到贮养各种鸣虫的葫芦。由于他们分不清是养哪一种虫的葫芦，故一律被标名为Cricket Cage（蟋蟀笼）。而且几乎所有的蝈蝈葫芦都被安上象牙框子和高起的蒙心。这不禁使人感到卖货而不识货，未免有些「露怯」。

看来有不少和中国民俗学沾边，又似乎微不足道的老玩意儿，其中都有许多名堂和讲究。由于过去认为难登大雅，算不上是文物，即使有所了解也不愿为它多费笔墨。因此现在要知道它可能比研究某些重要文物还要困难些。不知读者同意我的看法否？

本文摘自王世襄著《京华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第十○—十三页，原载于《紫禁城》一九九○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