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云南大鹿头正银一两银币

1943年云南大鹿头正银一两银币，PCGS金盾 AU53,拍卖成交价格69000元。此币精美压力十足，极为稀少品相，二战时期中—印-缅-老挝-战时流通饷银足一两。小鹿头是当时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带流通，因其含银高（约99%），后来大量回炉，存世稀少，好品更为少见。其线条花纹简单，假币也非常多。此币铸纹清晰，边道特征明显（光边、带有掉皮现象，是其特征），带底光极美品，状态不错，鹿头币寓意吉祥，与富字币一起并称为《富禄双全》。祝各泉友大富大贵！特殊版-鹿头小鹿眼超重版39.3克。

 存世有两种来路不明的银币：“富”字及鹿头银币，人们对其来源众说纷纭。“富”字银币，正面（图1）只有一汉字篆书“富”字（故称“富”字银币），背面为老挝文（也有人认为是缅甸文）和中文标示的面值。面值有“半两正银”、“一两正银”两种。鹿头银币，正面中央为一只长角的雄鹿头侧面图案（故称鹿头银币），背面为老挝文（也有人认为是缅甸文）、中文“一两正银”标示面值。鹿头图案有大鹿头、小鹿头之别，其中大鹿头版别较为罕见。

    由于这两种银币未见诸史籍记载，加之其图案、文字设计简单，没有发行国家（或地区）名称或识别标志，也没有发行年份，因此钱币集藏研究者对其铸造国家（或地区）、铸造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见仁见智，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富”字及鹿头银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中缅边境及云南等地驻军所造，为远征军发饷使用。1949年6月上海出版施嘉干编著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最早提出这一说法。其主要论据是：“富”字及鹿头银币重量标准与中国漕平相等；币面有中文“富”字，背面有中文及缅甸文面值；二战结束后，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曾以“富”字银币作为军饷发放。施嘉干（1896—1975）是中国近现代钱币收藏大家，其著作《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始终成为收藏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机制钱币必备的重要著作，影响极其深远。因此这一说法流行很广，连1972年美国克劳斯出版社编著出版的权威性硬币图谱《世界硬币标准目录》都认同这一观点，将有关“富”字及鹿头银币内容列入“老挝、中国—云南、缅甸”章节中。

    第二种观点认为，“富”字及鹿头银币是“老挝的铸币”，在中南半岛流通使用。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银币背面有老挝文字标注的面值，而且这些银币在老挝、越南境内流通使用过。1993年广西钱币学会和云南钱币研究会联合编著出版的《越南历史货币》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该书将“富”字、鹿头银币列入曾在越南使用过的“老挝银币”。

     第三种观点认为，“富”字及鹿头银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管辖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即中南半岛，包括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在今越南河内铸造发行、用来向印度支那半岛山区部落农民购买鸦片的货币。1987年法国研究东方钱币专家费郎索瓦·蒂埃里在《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总第18期）上撰文，第一次提出这种观点，指出该银币文字及币图是由法国人勒内·梅西埃设计绘制的，并附上银币的设计图案与相关文件复印件，还详细说明了“富”字及鹿头银币发行的历史背景。该观点认为，当时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允许鸦片自由买卖，政府收税，来自鸦片贸易的税收所得占殖民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鸦片贸易习惯使用银币结算，使用的银币以法国在越南铸造发行的法属印度支那贸易银圆，正式名称为“安南贸易银元”，俗称“坐洋”为主。但1928年后安南贸易银元停止制作，银币来源日益减少。而印度支那半岛山区部落农民拒收纸币或其他非银质货币。为保证鸦片贸易的持续开展，法国殖民地政府便搜罗各类银器熔化，制作成钱币形状的银饼用于鸦片贸易。二战结束后，中南半岛北部由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领的部队接收。卢汉所部搜刮了大批财富，其中包括不少“富”字及鹿头银币，当作军饷发放。二战结束，法国兵离开越南时也带走了大量的“富”字银币作为纪念，因此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在法国的钱币商店仍可以大量购买到这种银币。美国克劳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硬币标准目录》（1997版）也已将“富”字及鹿头银币改列入法属印度支那栏目中，并且注明该组银币是“1943—1944年法国维希殖民政府财政部监督下在越南河内铸造，以应老挝及（越南）东京边境繁忙的鸦片贸易之需”。

    目前第三种观点已得到钱币收藏界较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不时还有其他观点冒出，如泰国铸造、云南铸造等新说法。看来要解开“富”字及鹿头银币的来源之谜，还有赖于发掘更可靠的原始档案文献或当事人回忆等材料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