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混乱的中国市场是理性的

中国炒家多而藏家少

时代周报：你认为东西方艺术品市场的差异性大吗？

杨小彦：差别相当大，其表现就是，一，中国艺术品市场一直都处在某种混乱状态中，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绞在一起，画廊和拍卖行功能不分。很多时候，拍卖行还比画廊要强势，甚至代替了画廊的作用。西方在这方面大概比较正常。

二，与西方和北美相比，最大差别是税务政策。在西方，收藏艺术品是免税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税务政策，导致许多财团和企业，还有一些私人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行之类，都有自己的画廊，这不仅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最重要的原因是免税。他们把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到艺术品市场中去，收藏艺术品，艺术品本身既可以升值，投入的资本又可以免税，何乐而不为？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税务政策的支持，支持了西方企业对艺术品的投资。中国缺少这方面的有效政策，便无法真正有效地鼓励企业和富人投资艺术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扩大，艺术藏家却越来越少，相反，炒家却在不断地增加。这些炒家其实并不是真正地热爱艺术，他们只是在炒作。炒作和收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中国艺术市场的空间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张晓刚的油画，1996年大概一万到几万美金不等，2005年，纽约苏富比第一次拍卖亚洲当代艺术品时，他的作品拍到了96万美金。这个升值幅度当然极大地刺激了炒家的欲望，让他们涌进中国艺术品市场，翻云覆雨。仅仅短短十来年，中国艺术品就升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说明，随着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炒家就会越来越多，而藏家则肯定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多是炒家，而在西方，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藏家，他们收藏艺术品，也进行艺术品投资，但往往以收藏为主体。在西方，还有很多的大藏家，在他们即将离世时，就会把其一生的收藏奉献给社会，建立私人美术馆，回馈大众。美国著名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英国泰特美术馆，就是其中的例子。但是，我们能够期望那些炒家以后会做这样的事吗？这就是只有炒家而缺少藏家的悲剧。

时代周报：你觉得东西方艺术品市场的交流能否碰撞出火花？

杨小彦：在西方，他们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富有经验的收藏家。当然，我们也不能美化西方的这些藏家，因为他们在合理的范围内，也有做炒作的事。在西方，收藏家兼炒家很正常，关键是其中的比例，以及其目标，包括目标背后的价值观。因为人家的市场成熟，知道如何炒作艺术品，所以他们往往比中国人更敏锐地发现中国艺术品市场有利可图的前景。

今天看来，不少拍卖到天价的当代艺术品，我想大概就是他们炒出来的，他们，也就是西方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艺术品藏家兼炒家，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的空间，他们比我们更会炒作，也正是他们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后才造成了今天的现象。他们进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把市场炒起来，然后我们的一些收藏家追随在后面，等到了某个拐点，人家就理性地退出了这个市场，甚至把作品抛售出来，让中国后起的炒家进来玩。客观来说，也许正是这些个有眼光的西方炒家兼藏家，是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最早的获利者，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小利。艺术品炒到天价，就是其中的证明。

拍卖行和画廊的同质化

时代周报：你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游戏规则是否健全？

杨小彦：不健全，但又在逐步地健全之中。不过我要说，很多时候，可能不健全，至少不那么健全，才会有利可图。健全了，大概就少利了。所以不健全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加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中，有一些方式是国外市场没有的。比如把艺术品贡品化，作为礼物送给关键的人，然后，自然会有人把这画拿到市场中去，变卖掉，利益不就实现了吗？这说明，中国艺术品市场围绕着这些个贡品化的艺术品，存在着一个经济的循环。这种现象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从事艺术品市场研究的人，包括那些对经济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一个健全的艺术品市场，首先要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开，让画廊成为真正的画廊，也让拍卖行承担拍卖行的责任。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了，该呼吁的也都呼吁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还是不能分开，拍卖行不仅拍卖，而且还做画廊。大家都明白，可为什么就是无法健全呢？很简单，对于某些已经获利、或者正在获利的利益集团来说，不健全更好，更有利可图。

时代周报：那么，在西方，画廊和画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杨小彦：我不是研究艺术市场的专家，只能凭印象来说。据我所知，在西方，或者以我相对熟悉的北美，很难想象藏家会自己提着一大包现金，跑到画家的工作室去买画。原因很简单，你花了一大笔钱，对方收了，双方就得为这笔钱付税。可是艺术品不是免税的吗？为什么要和这税过不去？所以，一般情况下，尤其涉及到比较大宗的艺术品交易，大家都不愿意用私下的方式，而宁愿正规经营。藏家通过画廊寻找自己的爱好，画家也通过画廊销售自己的作品，税务全由画廊办理，这才符合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包括规范市场的规则。这就是税务制度的好处，让交易放在明处，也让税收变得更加合理。在西方健全的税务制度下，画家和藏家都更愿意在画廊这样一个平台中进行交易，而不愿意做私人交易。这样一来，画廊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画廊也就成为了一种力量，资本的力量之一。如果一个艺术家明显地或者过分地违反了画廊的相关规则，他以后就很难再和画廊—几乎是任何一家画廊，进行合作。在北美，一个画家一开始就做商业画，很难想象他突然会变成了做当代艺术的。跨越趣味有时是很难的事。所以西方的艺术家，一开始就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在什么层次上工作，因为一旦开始，改变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当然也和西方画廊有明确的受众有关。每个画廊都有其受众群，都必须针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来组织展览，再选择符合这些受众的艺术家。画廊其实就一直在做藏家的工作。一家画廊没有稳定的受众群，那还干什么画廊呢？可是在中国，不少画廊，商业、当代全都混着去做，没有界限，没有分类。再加上中国总有私下交易的现象，你又如何能让画廊正常起来？画廊不正常，又如何让拍卖行正常起来？

作为一个正常运营的商业机构，在我看来首先是跟制度有关系的。中国没有这种市场制度，一级、二级全混在一起，不就说明制度的缺乏了吗？

不过，可能靠呼吁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不出来解决的前途。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人是自私的；二，人会依据理性而最大限度地获利；三，劣币淘汰良币。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并不说明非理性，恰恰相反，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幼稚的，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混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混乱更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博弈中求发展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文化是否有融合的可能？

杨小彦：我不认为有融合的可能，因为制度有重大差异。不过，我却觉得，彼此都有到对方的市场上去炒作的可能。如果这也是一种融合的话，那么，中西艺术品市场还是有融合的可能的。

时代周报：西方有什么可贵的经验借鉴呢？

杨小彦：同样是制度问题。艺术品市场是分为两部分的，一是营利性的，二是非营利性的。画廊和拍卖行是营利性的，收藏本身是不用缴税的，但今年中国的画廊和拍卖行就要缴税。而美术馆和博物馆是非营利的，这种基金也是非营利的，一些财团也愿意把他们的钱投放在艺术基金会上。但在中国，这些基金会，包括艺术基金会，都是营利的。但在西方，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我们就不能想象这种基金会会赚钱。

所以，如果中国的制度完善的话，美术馆和博物馆走的就是非营利性的道路。建设艺术性机构，就意味着国家拨款。第二，有财团的话，他们就建立基金会，然后把基金交予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收藏。据我所知，美术馆和博物馆是有这样的条款规定的。也就是说非营利性的这种制度是有的，问题是完不完善。如果是非营利性的美术馆，那么收藏就不应该拿出来拍卖。

时代周报：中国的美术馆在近几年有没有新的发展？

杨小彦：我们要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吧，鼓励和支持美术馆的发展。虽说要有中国的特色，但要以美术馆自身的特色去支持。倒不应该因为市场的混乱，就不去支持民营美术馆，而且我觉得国家应该更大力地去发展。而这个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中国要完善一个基金会制度，让中国的基金会去建美术馆，而不是简单地投资。

时代周报：西方目前相对规范的市场游戏规则对中国有何推动作用？

杨小彦：中国市场的混乱可能是背后有操盘手。当混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边际效益不能发挥，同时越来越多的东西因为混乱而受损的时候，规范化的诉求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声音。然后，再往前发展，规范化本身更有利于包括这个操盘手本身获利的时候，那么这个规范就是一种趋势。我倒觉得中国是在按照缓缓的趋势走，而这个趋势的快慢也要取决于自己的状况，但是这个趋势的确是在缓慢地进展当中。所以从这个意思来讲，我们能够吸收一些国外的市场的好处，尤其是体制方面的特征，包括美术馆的建设方面。我还是对未来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我不期待天真无邪的慈善家出现。

我们期望法制，期待法制建设就要获得动力，而这种动力还需要取决于现在的博弈。当原来那种混乱方式的获利越来越少，原来那种边际效益越来越小，同时那个受损面越来越大的时候，对制度的诉求就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生命，这可能就是中国特色了。大概只能在这种博弈、混乱和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中来发展，而这当中可能还会有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