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艺术品秋拍五问：在衰落中如何寻出路

一拍即合

拍场风谲云诡，在经历了去年春拍的高峰、秋拍的惨淡、今年春拍的回调后，逐渐呈现在唱衰中寻路的趋势。各拍行参与者，因身在其中，自有一番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一拍即合”栏目即为他们搭建平台，围绕艺术市场的现状、热点、前景等，与广大藏友分享当下拍场心得。

拍场五问

刘尚勇，现任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晓刚、方力君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动辄以千万计，而中国传统书画作品总体价位却不能比肩，是当代艺术远高于传统艺术吗？还是幕后另有推手？

当代艺术的幕后管家推手是谁？这个话题很吸引人，市场各方参与者都会感兴趣。换句话来说，这个话题可以引申为：当代艺术家是如何获得准入证的？或者更通俗一点：什么力量将其推入市场和怎样被市场认可逐渐成为艺术大师的？

2005年，荣宝拍卖曾组织过“中国画当代风貌”专场。以往当代画都是在一级市场——画廊交易，直接进入二级市场——拍行拍卖，荣宝可能是第一次。随后其他拍卖公司也都开辟了这一领域，直到今天。2012年，荣宝又做了“新人新水墨”专场，依然在推新人。类似的专场，取得的效果不错。我们就以当代绘画艺术为例子来探讨这一话题。

首先，应该清楚一点，幕后推手会选择什么类型的当代绘画？当今，随着美术教育的普及、信息化社会的传播，美术技法方面的信息很容易破解，因而，曾经为古人信奉和推崇的绘画技法，在现代的价值考量似乎没太大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不会再简单地以“细”、“像”等词汇来评价一幅绘画作品；甚至更直白或者极端一点，在市场表现上，价位相差悬殊的绘画作品，其技法的差别却并不一定很大。那么，是什么导致其市场反映不同呢？我觉得，最终的差别在于境界、格调、观念。当代艺术，时髦的观念、时尚的格调，才是唯一的，是不可复制的，这恰是幕后推手会选择的。

解决了“选择谁”的问题后，接下来可以探讨幕后推手“是谁”了。早年，绘画作品是政治文化性居第一，艺术性委居第二。那些以反映人民生活、反映社会变革和建设为旨归的绘画作品，理所应当受到执政者、政府阶层的青睐、关注和肯定。因而，当时的艺术，幕后推手是政府阶层。如今是商业社会，当代艺术呈现出与以往很不同的风貌。纵览当今艺术世界，我们会发现，怀疑、批判、否定、激进等才是艺术潮流。这一潮流，对当下过着安逸生活的人们，很有吸引力。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有经济利益产生。此时，唯恐天下不乱的“资本”就介入进来。资本总能制造爆炸点，总能制造惊涛骇浪，当代艺术就在这惊涛骇浪里被推进了。资本——这一幕后推手介入市场，一系列问题便可以解释了。

当代艺术，投还是不投？

正上所说，无激进，不当代。以怀疑和批判为特色的当代艺术，容易吸引人，却缺乏建设性。建设性需要时间的检验和过程的积累，一般来讲，传统的、经典的、许多艺术家为之努力的，都是有建设性的。而批判性，只在一时一地吸引人。当今这一浮躁社会，人人愿意做批判，不愿做建设。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在短时间内很讨巧，但会随着批判、质疑的被纠正，而失去吸引点，不再被关注。当代艺术，通常又与时尚相关，时尚是潮流，但同时有“时效性”这一致命缺点。这意味着如果当代艺术不关注人类根本话题、不提出建设性的话语，就无法成为经典，就很容易失去市场。

有些画家，为了短时出位，吸引眼球，可能需要出手这一类型的作品，然而也不能保证其效果，因为这一路数很容易被其他画家以更出位的方式超越。出位不能成为经典。想要做一个建设性的画家，除了长时期地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行进外，别无其他。

投资的目的是赚钱，那么为了最大效果地实现这一目标，投资物必须是稳定的、不断增值的，而不是瞬息万变的、不稳定的。当代艺术、时尚艺术，时效性强，不稳定，都决定了其投资兑现的时间较短，一过了时效期，就很难兑现投资。因此，投资一定要选择经典。同时，投资一定要选择市场中有其不同阶段作品、能够全方面展示其艺术过程的作家，比如齐白石。怕就怕有些画家偶有创作，过后又了无踪迹，投资这一类画家就存在风险。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那么当代艺术就没有大师吗？所有历史大师在当时不都是当代吗？这个我不敢定论，也许会有，比如毕加索在当时就不被经典认可，但这毕竟凤毛麟角。要说当代艺术的意义，或许在公共收藏领域，可作为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为后人记录历史等。我记得，多年以前，美国一个展览上，一个装满了电视机、时尚杂志、假发等生活垃圾的杂物桶买了30万美元。这个垃圾箱有艺术性吗？我们看不出来。值得投资吗？我们也看不出来。它的意义可能在于向后人记录、展示了一个曾经只有享受、消费的时代。

当代艺术的投资指数不大，但当今，拍行还会不断推出一些年轻画家的原因是考虑到刚性需求、文化消费。如今，艺术原作进入家庭已成为一个趋势，年轻画家的作品与时代贴近，其审美心理也比较接近等先天条件，决定了其有一定的需求市场，但不是投资市场，这个需特别分清。

当代画市场，好还是不好？

这个很难说，因为答案不掌握在某个人，而是掌握在市场风向，市场风向又是难以把握的。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画家，画不错，但就是没有市场。他很苦恼，找我寻求答案，我也苦苦冥想过。后来，我在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里找到了一些启示，即“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或许，今天的人们对特定时代的讲话精神颇有微词，但我觉得至少这一根本问题的表述，是直到当下依然适用的。

通俗地说，如果你作画是为了自己，比如自娱自乐、或者显示绘画技能、亦或是为了艺术里程碑的某种纪念，那么只能由你自己埋单，不能希求别人的认可，哪怕你是付出了全部的生命热血和精力；又如果你是为政府的某项工程、某项历史事件作画，那么理应该由政府埋单，怕只怕政府为你买了单，你又不愿做“御用画手”；又如果你的作品是为市场而画，那么要明白，市场需要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的。比如，一个新房业主需要买画装饰房间，他文化水平中等，只需要与他欣赏水平对等的画作即可。比他欣赏水平、理解力水平都高的画家，如果不能按照他的需求“俯就”，那么，即便画再有高超的艺术，新房业主都不会买账的。

若有些画家需要市场，但又不肯为市场需求俯就，一心想要寻找与自我相契的对象，这就需要画廊、拍行等平台来完成了。画廊或拍行会服务特定人群、分析市场定位等，但要寻找相契相合的买家也不是件易事，也需要反复摸索和不停调整。以荣宝“新人新水墨”专场为例，我们初步设定的购买对象为城市白领阶层、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等月收入在万元以上的人群，他们有文化消费需求，花上千元购画也还承担得起。该专场的成交率是60%-70%，证明前期产品研发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之后需要做得只是一些升级和细化。在此，商业起了很好的佐证作用。但假若，前期市场定位不够准确和清晰，导致大部分画作流拍了，只能说产品研发失败了。这也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

当今社会，一个画家不要以为自己技法高超，就会得到市场认可，这是两码事。技法当然是第一的，但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更重要的。

当代艺术征集，难还是不难？

征集拍品是拍行的关键，只有征集到拍品才有拍卖可言，然而现在征集难的问题已经着实存在了。我认为，这跟各拍行的市场定位相关。市场定位不同，所需的拍品类型就不同，遇到的困难也就大小不一。比如有些拍行，将市场定位于明星拍品，即知名度高、可能创造天价、很吸引人眼球的拍品。但寻找明星拍品的过程就比较艰辛，有时不得不挥师海外、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寻求到心仪的，当然很了不起，不仅可提升拍行的知名度，而且对市场也是一种刺激。但随着艺术品价格的攀高，拍行不得不面临“惜售”的问题。明明在征集中找到了心仪的，但卖家却不肯出售，或者送拍人价位过高，以至于拍行不敢保证收益。同时，在明星拍品的遮盖下，同一拍行中的普通拍品显得黯然无光，送拍人觉得受到了冷落。他们似乎更愿意将拍品送到不以明星路数为追求的拍行中。

正是看到了定位于明星拍品的困难和代价，有些拍行采取了反方向的征集策略，不征集明星拍品，而以普通拍品为主，比如荣宝。相比于创造市场，我似乎更喜欢自然、自发、自在的市场，即由需要自发产生的市场，我把它称作“刚性市场”。我前面也举过例子，一些新房业主，需要消费文化装饰生活空间，这一需要就是自在的。这一市场也是永远存在的。这一市场定位下，征集拍品似乎没有征集明星拍品困难重重。比如2005年荣宝“中国当代画风貌”专场，都是当代年轻人的画，征集容易，而成交率也不低，从那一专场中走出的画家：王明明、刘大为、史国良、冯远等等，在今后发展也是不错的。所以，征集困难大小，从自身来说，还是定位的问题吧。

当代艺术移师香港，天堂还是地狱？

香港是商业城市，商业活动便利、政策宽松、税率低，有很大商业空间。因而近年，一些内地大拍行纷纷挥师香港开拓市场，是一种商业的敏锐，并非偶然。

移师香港，可能令一些内地城市不服气，比如北京。北京堪称艺术品交易第一中心，在全世界经济低迷时，北京还能异军突起，以高数量的成交额创造艺术品交易奇迹，着实令人惊讶；且一开始在确立艺术品中心时，就有“北京和香港谁更适合”的艺术之争。最后之所以确立北京成为华人艺术品交易中心，是考虑其有独特优势：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能力、民族文化的理解能力等。但是，北京的市场又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艺术品单一。交易艺术品大多是中国固有经典，少量涉及亚洲，西方、欧美、俄罗斯的油画作品则甚少涉及。而在中国经典中，字画较多，瓷器、刺绣、铜器较少，市场支撑点单薄。只有中国本土艺术的市场，有着某种狭隘性，支撑点单一的市场难免偏激、狭隘，一旦资源枯竭，这一市场也很容易不稳。而世界知名艺术品交易市场，比如纽约，会涉及亚洲、非洲、欧美等各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包容性强。其次是北京的本土文化优势被打折扣。一系列诸如汉代玉凳、金缕玉衣的丑闻，逐渐使这一原本根基薄弱的市场愈加动荡。

动荡的市场，需要重新开辟，但为什么是香港？我们可以与上面北京面临的问题做对比。香港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城市，不仅可容纳亚洲艺术，还可吸纳世界艺术，不仅中国书画有市场，其他艺术门类也有需求；同时，香港政府很懂得经营文化，他们明白文化不是附着在仿古一条街、仿古大厦等内地一些政府常用的文化套路上，而是附着于人上。他们很善于打造文化明星，以人的力量来吸引人，改变思维，为人服务，从而激发文化需求。

有人说，海关查税是导致拍行纷纷移师香港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并非如此。在出现海关查税之前，内地市场已经出现回调，拍卖成交额仅为去年的50%，说明市场已经出现泡沫，海关查税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束稻草而已。

也有人说，内地拍行移师香港并非明智之举，香港有老牌的明星拍行——苏富比、佳士得，内地拍行拿什么与其竞争？或许是自寻死路。我觉得，市场不是固定的，容量也不是固定的，内地拍行去香港不是“瓜分”旧有市场，而是去开拓更大市场。如果不是抱着这样的思维和情怀，去了之后肯定会很痛苦。如果带着与老牌拍行竞争的心态，抱着你死我活的态度，则会走入死胡同。去香港，势必要换一种思维和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