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到消费：中国艺术市场的转型

中国艺术市场的兴起，基本上与中国市场经济同步。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南巡之后，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人为代表的“92派”敏锐地预见：现代的、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艺术界一些敏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形势下，艺术也将走向市场化。1991年，吕澎创办了《艺术·市场》杂志，并在第一期前言中写道：

“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在一个只有用类似“经济化文化”这样的术语才能更准确地表述当代文化的时代里，中国当代艺术正以种种不成熟的形式和渠道进入世界“艺术工业”的大循环。”

由此可见，艺术的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时代的选择，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并不习惯“艺术”与“市场”发生关系，尤其是在理想主义热情弥漫的八十年代。但无论如何，到1994年以后，以嘉德拍卖为代表的中国艺术拍卖，开启了艺术市场化的先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市场化”其实是艺术争取自身空间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许多人可能都没有预见到今天艺术市场过热的各种问题。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艺术市场并没有条件通过足够的试错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试想连市场经济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我们如何能够要求艺术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健康有序的合理的呢?正如吕澎所言，当代艺术虽然走向市场化，但依然是以种种“不成熟”的方式呈现的。只不过这种“不成熟”在90年代无暇顾及。

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受到世界的注意，国外收藏刺激了国内的艺术市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画廊增加了()家，拍卖行增加了()家。2004年至2008年，中国艺术拍卖的交易额以每年()的数据递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艺术市场制度的完善，恰相反，短期内过高的增长率和收益率正说明这个行业的市场制度存在缺陷。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艺术市场的缺陷刚刚开始暴露，但国家通过行政方式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投入、支持虽然给疲软的艺术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另一方面也拖延了艺术市场改革的机会。

“文交所事件”可以看做一个颇有意味的转折点。本来，“文交所”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一种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却将原先艺术市场机制的缺陷集中爆发出来。画廊面临税收问责，一些画廊开始考虑转向香港;同时，拍卖业绩也不再像以往那么乐观，甚至一度传出一些拍卖行转战香港甚至要撤销的传闻。

其实，当下形势，只是艺术投资市场遭遇困难，而这种困难也和近期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这并不意味整个艺术市场的崩溃，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中国艺术市场转型的时机。中国艺术市场的畸形导致低谷，是合理而且必然的。

从人类已有的经济规律来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的起点是生产，终点是消费，中间环节是投资行为活动的空间。即便艺术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一旦进入市场后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

自2004年以来，中国艺术市场的模式基本上是画廊代理、展览、宣传增值、送拍、基金运作这样一条线路运营的，市场火爆的同时，艺术产业实际上是运行在一个过度倚重投资市场、忽视消费市场的畸形模式里，真正的艺术品消费市场尚未得以有效开发，导致艺术品产业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买单者。所谓“真正的买单者”，大概包含两类：一种是藏家，其购买艺术品的首要目的是收藏，而并非伺机转手获取利润;一种是将艺术品作为审美消费品的消费者，比如酒店会所，个人家庭。以此审视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不难发现，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主要集中在投资市场。没有持续的、大众的消费市场，“艺术产业化”很难实现，最终结果是制造出短期内价格飙升的艺术明星，但往往最后“有价无市”。

同时，缺乏消费市场，意味着缺少艺术品自由市场。由于缺乏自由的、足够的流通，艺术品定价将始终缺乏合理依据。中国当下艺术市场的定价机制，是“艺术家自报价——画廊调整价格——拍卖定价”的逻辑，最终市场价格的形成是根据拍卖价格而定，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根据市场原理，商品价格的形成应该是通过反复的自由交易，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定价，而不是定价在先。

当然，“定价在先”也在一定范围内拥有其合理性。因为艺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鉴于人们对艺术品鉴赏能力的差异，很难有一个共同的质量体系认证系统。如果有人拥有超于其他人的判断力，就会发现某些艺术作品被忽视的价值，从而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享有这种特权。在一个完整的艺术产业链中，享有特权的艺术品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是很小的。这里涉及到我们对艺术品具体的分类。

艺术品大致分为两类：“艺术作品”和“艺术消费品”。打个比方，“艺术作品”相当于LV包，而“艺术消费品”相当于普通日用的包。它们实际上分别运行在两种不同的市场规则中。

“艺术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创造力、思想力、其价值源自于其精神价值，通俗点说就是精神财富。这种作品属于“思想奢侈品”，每个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能够生产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估值，必须通过一个独特的系统完成，那就是学术系统。只有通过学术系统的认证，艺术品才能够获得奢侈品的资格，从而以较高的价格进入市场，并以此产生衍生品。

艺术消费品，其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装点人们生活，让人们的生活空间更加舒适。这种艺术品不需要有太多的思想价值，也不一定能够代表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它的关键词是手艺、审美。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人们在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后所进行的审美消费。这种艺术产品可以试图穿越学术系统，但一般会被拒之门外，而直接进入自由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其价格。

国外的艺术市场机制经过长期的试错和调整，同时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基本上完成了良性整合，国外的画廊运行在一个艺术品税收、评估、抵押、赞助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中，同时学术系统相对独立和成熟，泰特美术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等都具有自身的学术评判标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可以通过检验。而且，尽管我们总是对于一种所谓的“西方价值标准”耿耿于怀，但事实已经证明，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通过这些学术体系认可的艺术家，已经开始慢慢显现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中国早期当代艺术的重要人物，也是通过西方的学术系统才得以发现的。由此看来，中国艺术市场的问题便很明显：不但尚未形成自由市场，而且学术系统混乱。其结果就是许多艺术消费品可以轻松穿越学术系统的认证而成为“艺术作品”，然后经过展览、包装、上拍而获得较高的价格和曝光率，然后进入资本运作。这种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短期内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短短几年内，艺术市场迅速跨进亿元时代，艺术品成为新的创富产品，然后又迅速跨入资本时代。

同时，国内真正的艺术品消费市场尚待开启。长期以来，原有的艺术市场机制给艺术家和大众造成了共同的误解：只要是艺术，就是很贵的，平民买不起;艺术家都不愿意承认艺术是一项工作，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作品像其他商品那样被交易，被消费。如果没有进入美术馆和展览，而是进入平民的家庭，他们会认为这是羞辱。这种被旧有艺术机制同化的思维，导致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认为自己的艺术是奢侈品，而不管有没有人买单。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比较可行的应该是首先开放艺术自由市场。所谓的自由市场，是不依赖于画廊、拍卖的权威，不依赖于已然名不副实的学术认证系统，艺术品可以自由交易，以最简单便捷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真正支撑中国艺术产业的，可能首先是平民市场、消费市场，这也是马云当时为什么选择服务于中国的中小企业。“北上艺彩艺术品咨询”的姜楠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有多少面空墙?同时，中国每年递增有多少艺术学院毕业生?即使没有确切的数据，我们凭经验也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从一个健康的艺术市场发展轨迹来看，一个成熟的艺术品市场的金字塔底座必须是有众多艺术爱好者支持的具有装饰作用的艺术品。这也是艺术品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作用和意义，这一块的规模其实最大，数量也应该最多。以去年欧洲艺术市场为例，3500欧元以下的作品占据了欧洲整体艺术市场销售的60%。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可怜的8%.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成熟稳定的大众需求。

综上所述，中国如果想继续发展艺术的产业化，可能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结构：一方面，整个社会对于艺术品的购买力不断提高，大量的日用艺术消费品市场形成，具有稳定的交易额，解决大众审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繁荣的基础上，催生学术评价体系，从而产生一个“艺术作品”市场，解决不满足于审美消费，而有精神消费、智慧消费的人群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展望，接下来中国将迎来艺术产业模式的转型：平价的、大众的艺术市场将打开，艺术品交易方式也将多元化，不再依赖单一的画廊代理模式，艺术品电商、艺术品批发交易市场等等将成为新的模式，大大增加艺术市场的自由度。而自由交易，其重要性可能不仅仅是对于艺术产业，对中国整体经济体制的重要启示和开拓，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