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艺术品真假：究竟谁才是“火眼金睛”？1

上周末，一场陶瓷艺术品保真拍卖会在江西南昌举行，36件现当代景德镇陶瓷艺术品拍出5415万元。今年春拍，诸如此类保证拍品出自作者之手、由作者直属亲戚作保证或者保真的拍卖会层出不穷，对于新入场买家来说，有了这种“保证书”的护航才敢“下水”。

然而，在行家的心目中，只有自掏腰包、摔过跟头吃过“药”的人才有话语权，作者或者作者亲属的鉴定未必就是保证。艺术家本人、亲属、行家……究竟谁才是“火眼金睛”？

疑问1：艺术家本人一定能鉴定自己的作品吗？

傅抱石《杜甫九日蓝耕会饮诗意图》

徐悲鸿《七喜图》

刚刚结束的春季大拍中，收藏“生力军”的新入市对2012年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不过由于古代和近现代书画鉴定门槛较高，收藏新手通常会先追捧在世艺术家的作品，并且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想出各种保真手段，即使通过画廊购买艺术品，也一定会要求中介引见作者本人以求保险。“我一般会要求画商提供作者跟画的合照，但是现在连照片也不靠谱了，非自己亲自见见画家才放心。”刘先生刚刚入行收藏书画，最重要原则就是有画家的亲口保证才敢掏腰包，“当然，万一连艺术家也把假画当真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大多数画家应该都不会撒谎吧？”

对此，书画行家金戈却告诉记者，很多画家已经不乐意再为画拍照了：“画家也学精了，一见买家上门买书画，一开口就先表明买画可以，但不能拿画照相。”原来，不少画家也吃过亏，“证明照”上的画作被造假者“狸猫换太子”换成假画栽了赃。难道作品的真假就完全靠作者的一句话而定吗？

李东阳行书《画马诗一首》

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画教授周志龙在受访时表示：“我比较随意，不帮别人鉴定自己的作品。画画就是兴致所致，画了谁拿走了，卖掉了，事后我都不记得，画什么样我也记不清楚，就图自己高兴，过几年当然更记不起了，有时候看回自己的作品，也会想‘原来我还画过这样的画啊’。当然也有人说这就是艺术家的灵感。”他认为，每个艺术家的性格不同，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也因人而异，有的艺术家甚至还能清楚记得自己在哪一年哪个地方画过什么作品。不过，说到作者是否能鉴定自己的作品，周志龙用“亲生儿女”来形容作品之于作者的意义：“正常情况下画家还是能从风格和细节识别自己的作品，这就跟认自己的儿女一样自然。有的画家说认不出自己的作品，可能说的不是实话。画家不该自毁少作，因为没有哪一个艺术家不是一步步成熟的，没有哪一个不是作品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

“但不能把画家当作专门的鉴定家。”周志龙发现很多艺术家的共同点就是只管画画，有自己的技术特点，但对自己艺术的研究和整理不太在意，只追求效果，而鉴定家尤其注重在技术层面研究用笔的特点。比如齐白石不同时期的虾子有几根胡须，画家自己未必自觉。周志龙认可市场上的不少行家是真行家，但认为大名头专家收费鉴定反而往往不可信。

陈逸飞《预言者》

金戈则对于部分频频出现的大收藏家颇为不屑：“所谓大收藏家的眼光未必一定准。他们未必真的对所有门类、所有作者都在行。鉴定真假最权威的还是作者本人，第二权威的应该是作者的直系亲属。而且有的藏家自己掏钱买到假画，当然也不承认自己是假画。藏家手上有假、拍卖行有假，并不是大家心里不清楚，而是这些画已经形成流通，大家都掏过钱了，只要能一手接一手就可以了，没人会真的再去追究真假问题。” 而令周志龙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伪造名家画作在国外是重罪，但在中国，即使艺术家“打假”，拍卖行却往往还是坚持上拍。“这也是一些在世艺术家知道自己的作品漫天飞也不主动打假的原因。”金戈如此说道。

景德镇陶瓷艺术家余勐教授也认为，作者和直系亲属是最好的鉴定者，不过陶瓷与书画情况不同，陶瓷的数量相对少，鉴定陶瓷比鉴定书画相对更为准确。其次，很多人相信作者子女的鉴定意见，但是一件艺术品的鉴定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有的艺术家的子女仍然从事艺术这个行业，有的从事其他行业，没有继承父母的艺术事业，这种鉴定意义区别很大。

景德镇陶瓷世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陆涛教授在受访时表示，自己也曾遇到过别人送东西来给他鉴定的情况：“有些是自己早年在瓷厂工作时候留下的作品，我基本还是能看出真伪的。我鉴定自己作品不收费，因为觉得没这个必要，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补发证书，除非见到自己某一年创作的还不错的东西，或者跟某个藏家关系特别好，才会以证书、合影等方式‘著录’。”

疑问2：

“著名画家的作品真假靠亲人鉴定，这可以说已经是一种行规了。”周先生的父亲是知名岭南画家周波，他从小在这个圈子里长大，又曾就读于美院，除了熟知和了解父亲的作品外，也对关山月、黎雄才的作品很熟悉，“因为我的双重身份，我认为我就能鉴定自己父亲的作品。”而不少拍卖行也是找到画家的亲属帮忙鉴定送拍的作品。“中国书画比较特殊，鉴定真假不是只看签名和图章那么简单，而是看风格、用笔、用墨的娴熟程度。画家的子女对父母的画风熟悉，尤其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感觉更为精准。”

陶瓷艺术家李青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菊生的儿子，他认为艺术家对于自己的作品更为熟悉，自己鉴定最合适，但如果作者不在世，责任就落在其家人身上：“应该说作者的亲人在鉴定上有优势。”他透露，每年都有人拿他父亲的作品前来鉴定，其中不乏“一眼假”的赝品，但只要有一定欣赏水平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真品和赝品在用笔功力上差别很大。

陶瓷艺术品数量较少，是否鉴定难度也相对小？李青认为这也要因人而异：“受工艺和绘画的限制，我父亲的作品相对有限，一年只创作几十件，辨认难度较小。但是市场中也不乏创作数量巨大的作者，一年创作的量达数百件甚至上千件，数量太庞大自然无法记得那么清楚。”他强调，鉴定还是要基于鉴定者艺术修养的基础上，如果艺术家的子女从事非艺术行业，缺乏艺术修养，鉴定自己父亲的作品时只能对风格面貌有所了解，无法准确鉴定。另外，除了艺术家的子女外，其他艺术家，评论家在熟悉艺术家作品和具备很深艺术修养的程度上，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鉴定。

陆涛之父陆如以文雅的青花著称，那么同为艺术家的儿子是否有十足的把握鉴定父亲的作品？“鉴定父亲的作品绝非十拿九稳，也得分情况。”陆涛表示，自己能比较明晰地分辨父亲近十几年的作品，因为风格、面貌和技法非常熟悉，但对于具有父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格特点的作品则不敢打包票，“父亲的作品笔法精到、老练厚重、设色清新、有文雅气度，我只能鉴定特点最鲜明的那些。”

如果不是鉴定真假，而是鉴定艺术水准，李青认为，“第三者”的眼光就会更加准确：“每个人看待艺术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角度，欣赏过程里会容纳进自己的东西来解析绘画中的信息，甚至能产生新颖的见解。作者在艺术绘画过程中，是一种纯感悟性的创作，不会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而且作者都会受到多年的艺术修养形成的习惯性思维，难以形成理论和文字，而这些只有第三方才能解读，才能从理论和艺术的角度进行提炼，并把这些传递给另外的人。”

“保真”不如“保珍”

对于市场上纷纷推出的“保真”拍卖，书画行家邝根明颇有微词：“我反对这种‘保真’。如果是家属保真，你信不信？那种为了利益不客观鉴定的家属我也碰得多了。画家本人的可信程度比较高，但是画家老了，记忆不清晰了呢？所以说市场中推出的保真就是一个商业手段而已，‘保真’不好玩。”他认为，市场还存在另一种保真，譬如推出一些当代不出名的画家的作品：“如果推出美院学生作品，当然能‘保真’。虽然不可排除以后里面有一些前途不可估量的名家，但是光做这个意义不大，要真能保证那些市场最热门的艺术品，才更有意义。这种为保真而保真，不是投资收藏，而只是装饰。”他认为，没有什么经验的拍卖行当然可以采用这种保真的经营方法，虽然效益小但风险也小，但市场主流的艺术品很难保真。

收藏家梁基永反而认为，在市场缺乏信心、监管的情况下保真有一定意义：“虽然所谓的保真专场也不过是筛选更严格一点，实际上并非百分百真品。”他更关注的是，这种保真的后续服务能否跟得上：“譬如画家在买家竞拍成功后说作品是假的，那究竟能不能退货呢？索赔的条款很苛刻，而且取证非常艰难。你凭什么说人家的保真拍品是假的呢？谁能裁定呢？”

另外，梁基永提出，“保真”最重要就是来源可靠，但来路可靠不代表藏品就可靠：“以我的经验来说，即使是同一落款的藏品，很多并非藏家直接得于画家，而是通过中介或朋友获得，很可能中间给人‘忽悠’了，这种情况在北京的大拍卖行也曾经出现过。”

“保真是拍卖行的一种姿态，但事实上，越大的拍卖行越少搞所谓的保真专场，我们在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就没见过这种保证。”梁基永说，“也许拍卖行认为标榜‘保真’就能提高拍卖会的档次，但是我参加了广州的某场保真拍卖后发现，大多数拍品的起拍价都不高。换一个角度讲，这种保真拍卖实际上是寻找一些作品低价位的在世的小名头名家的作品，以此规避高价拍品的风险。这确实迎合了一部分买家的需求，让他们买个放心。”但是梁基永最后提出：“不过网上100元一件的书法也有假。别看只是100元，也很有‘商机’。在一张宣纸上写一个字能有多难？”

而广州市文物总店总经理曾波强则认为，艺术品市场除了要解决真假问题之外，还要追求品质：“光保真有什么用？5000元的东西卖8000元，保真意义不大。还是要用品质配合保真，不只保真，还要保珍。”金戈也赞同这个观点：“目前艺术品中介，无论是画廊也好经纪人也好，总体的审美水平不是太高。他们或许能提供真的艺术品，但未必能提供好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