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交所设计者雷原

雷原，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文交所发起人之一。近日，雷原接受了雅昌艺术网的专访，就文交所的设计初衷、操作规范、运行机制及其暴露出的鉴定、保险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您是文交所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其中包括天津文交所的创建。

雷原：我以前思考过圆明园能不能上市，我们拿这个钱把英法联军抢我们的东西要回来重建圆明园。后来我想能不能发挥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把这个文化资源看成一种财富，它如果是财富的话，就会被评估，如果评估的话它就可以量化。

然后量化之后能不能再实现它的化整为零，就是老百姓能够拥有。如果老百姓能够拥有的话，就能实现文化艺术品的大众化，这样的话人们在投资生活中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所以我当时的起点是想能不能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复兴要树立文化经典，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老百姓能密切接触，能不能找一个跟老百姓的生活很接近的，他愿意随时关注的东西。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伦理艺术化。伦理的思想可以通过艺术化表现出来，艺术化可以投资化。

为什么选在天津？

雷原：我觉得预期不是差很大。我们本来是想搞一个文化证券化的虚拟化交易所。上面领导的意思是在地方上搞试点，这样我就想能不能在天津，天津是金融创新区，天津也很支持这件事。最早的设计实际上一个是在股权结构方面，我认为主权结构是混合所有制，有国有化、私有化甚至有个人化，各方面积极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都延续发展的势头。

第二，我的设计是会员制。会员制是交易所不直接对外策划，由会员来进行，发展交易商会员，交易所不直接进行交易活动，发行活动，让会员公司来进行。这样可以做大，如果一个交易所有50家会员，相当于一家会员能够推荐一个东西，如果发行市场先行的话，现在可能就发行了50件东西了。当然在起步的阶段，分成两步走也是可以的。先让交易所直接进行发行和交易。慢慢地把它过渡到会员制的交易，这个方法目前在现在也是很好的。而一种新兴事物很多时候不能像我们想象的，但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思想，一个是份额化交易，一个是持续化交易。

第三点，上市的标的物基本上都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比如说国画这些，还没有偏离精神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基本还是我按照当时的设计来推进的。

对参与者而言，您的设想是更倾向于爱好者还是比较专业的收藏家呢？

雷原：实际我当时看到的是整个收藏文化艺术品的行业中，一个是交易的不活跃，第二是财富的变现能力很差。收藏家是最有财富的人，但实际上收藏家很穷，手里有很多的东西但不能变现。到银行不能抵押贷款，到拍卖行一年才可以交易四次。这样把他的财富效应限制住了。

文交所主体应该是谁？

雷原：第一，国家应该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说，成立国家级的文交所。因为现在全国都在仿效天津，全国每个省都搞的话就太多了，有可能把市场搞乱、搞杂。这时候有一个国家型的机构，对各省文化艺术交易所有适当的限制或者是条件的限制和数量的限制，这是必要的。还有就是文化艺术品有一些支撑体系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能解决。比如说刚才讲的鉴定保险问题，这需要跟保监会、跟保险公司协商出来。还有，比如说文化艺术品的产权问题。你拿来一件东西是不是你的，这个权利怎么确认？公证机构能不能介入？目前公证机构是没有介入的。这需要跟司法部门协商。还有人才的储备问题，我们要做大量的文化产业经纪人，文化艺术品鉴定师，这些人需要一个资格认证。这需要人事部门和评估部门的介入。这就需要国家级力量来解决。

现在从政策层面对文交所的政策提出新的规范。对文交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多有质疑。作为制度设计者，你怎么看？

雷原：这四种说法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闭论是最不可取的。很多人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来套我们的文化艺术交易所，只要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就pass，就不要它了。这是执著于以往，思维跟不上发展。文交所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可以复兴中国文化，文化传播的速度是最快的。 第二，对中国财富的增长来说有很大的好处。我估计如果有十年、二十年，我们因为这个交易所可以为中国变现30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如果可以达到这个价值，中国的财富也可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财富的总和。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关闭它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挖我们的煤和石油来增长GDP破坏农田，而不用这个新的东西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呢？这既是一个实力也是一个软实力。所以我觉得“关闭论”不可取。

第二种观点说是“规范论”，实际上规范论本身的叫法不对。任何一个交易所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它规范的标准。我们今天认为一个规范标准是死的，你只要达不到这个规范就不是规范。现在任何阶段有任何阶段的标准，过去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三大纪律作为一个标准，延安时期有延安时期的标准，解放之后有解放之后的标准，现在有现在的标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规范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规范。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我怕他犯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规定它。任何一个东西在任何一个时期有不同的规范。小孩有小孩的礼节，40岁的人有40岁的礼节，用40岁的礼节来规定小孩的礼节是不对的。

第三点是国有论，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盘上操办是国有的，监管权由国家来监管。但我建议还是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不高，私人企业的创新效率高。个人对市场的判断提供信息，所以我希望是有国家股份，有私人股份，有个人股份混合而来的交易所。监管这个权利在于国家和政府。监管到底要监管哪些？哪些不监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初期阶段发展是硬道理。这时候如何能促进它的发展，监管机构如何可以促进市场朝好的方向发展和疏导呢？到一定的阶段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思想。

第四点，我觉得更应该推荐了。这种创新不仅仅是交易模式的创新，如果这个课题再延伸下去，是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一种革命。以前的经济学和我们今天讲的都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呵护好，更应该研究好。我们如果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搞出一套中国的经济思想来，中国的财富思想来，然后用我们的思想来规范世界，来引领世界，如果这个交易所搞得很好的话，我们搞到一定的程度把规则推到全世界，以中国为“龙头老大”来组建一个文化产业WTO。在这个WTO里，规则设计者是我们，指导思想是我们的，比我们现在参加的WTO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