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天价文物和贱价文化

农耕时代的技术传承、演化和堆积，形成数量庞大的古代器物文化遗产，却在时间的动乱中大量湮灭。而吊诡的是，最近20年中，古器物又以波澜壮阔的方式大规模复活，并颠覆了器物史和器物工艺史的陈旧格局。

华夏古器物的出土运动，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首先是1993年第二次改革开放，推动城市新建筑浪潮，城市大规模扩展并蚕食乡村，导致周边土地被全面翻整，大批文物就此出土；其次，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深度触及原始山林，重型挖土机逼迫古物现身；第三，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广泛实施山林承包制度，农民进山种植树木，刨挖树坑，令古器重出江湖。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遭掀翻，而埋藏于2米到8米内的中浅层古器物，均被挖出地面，被迫面对21世纪的贪婪阳光。

古器物的黑市贩卖网络，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出土器物阵营。乡村贩子从农民手中以低价购入，再层层转卖给城市藏家，继而以工艺品名义流向港台和海外，最终被国内藏家以亿万以上的惊人高价拍回。这个庞大的文物黑市，就是民间资本生长的最大温床。

鉴于其不可复得性，古器物的市场价值早已高于黄金，潜在的价值甚至直逼钻石，比毒品利润更高。有人估算，目前民间古器物总价值在1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接近沪深股市总市值26万亿元的一半。迄今为止，文物精品拍卖单价在2010年已高达亿万元，而作品数量居上万件之多的齐白石，其2011年的最新单品价格竟已升至4.2亿元。中国古器物市场当今大步迈入“亿万年代”，成为旷古罕见的吸金黑洞。

古器物大爆炸的同时，各种丑闻迭出不穷。一件清代镂空粉彩瓶，2009年在伦敦被某浙商以5.5亿元高价拍下，制造了华夏器物拍卖史的奇迹；这瓶子除了工艺比较精良，并没有多少玩味之处，器型、色彩、纹饰，都染有乾隆时代的艳俗气息。在我看来，其实际价值最多只是拍价成交价的十分之一而已。

另一丑闻发生于今年3月的纽约亚洲古董拍卖会。一只普通的民国斗彩瓷罐，估价仅为8000元-1.2万元人民币，居然被数位中国文物贩子追拍到1.2亿元，酿成国际拍卖市场近年来最大的笑话。第三件丑闻发生于今年3月的天津文交所，一幅民国二流画家的三流水墨画《黄河咆哮》，被天真的股民炒到1.8亿元的市值，令全体艺术史家目瞪口呆。

这些接踵而至的丑闻，暴露出中国古器物市场的三大弊端：第一，艺术智商低下，完全不具备起码的艺术鉴赏力；第二，缺乏古器物鉴别能力，无法对其真伪做出正确评判；第三，鉴于上述两种缺失，贩藏者只能以赌徒身份参与，押宝心理支配了整个交易过程。

这种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古器物市场正在转型为一座超级卡西诺，成为资本赌徒冒险的乐园。这是中国股市命运的悲剧性重演。赌场效应摧毁了古器物收藏和流通的基本逻辑，它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

文物的市价被越抬越高，形成巨大的财经泡沫，器物藏贩者的文化水准却在一路狂跌。中国最大的文物藏家和文化象征——故宫，近年来多次书写反面传奇，展示其文化败退的严重迹象。如果说安保系统漏洞百出，还只是管理能力的问题，那么在表扬信和致歉信中所出现的错别字和病句，已被民众视为文化素质低下的典型症候。垄断公共文化资源，将其变成少数人的敛财工具，更揭示出文化所面对的真正敌人，其实就是侵吞和垄断文物的官僚权力。故宫闹剧表明，腐烂早已没有边界，修缮得金碧辉煌的传统文化地标，散发出了浓烈的臭气。

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似乎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责，也没有任何制度性矫正的迹象。就在古文化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之时，华夏文明正在从古老历史的悬崖上坠落。全体民众都听见了它痛苦的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