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原：文交所发展亟需国家层面的介入

中国经济网北京 7月12日讯(记者 张翔)7月12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文交所发起人之一雷原教授做客中国经济网文化名人访，为大家解读了文交所建立的初衷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文交所是艺术品份额的交易场所

雷原首先指出，文交所的全称是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所，它是文化艺术品虚拟化的交易所，这个交易所是一个提供艺术品份额持有人进行交易的一个场所。同时，它在份额化的实现过程中提供很多或者是协调很多支持性的体系，来完成这个份额化的交易。

所谓艺术品的份额化，雷原教授表示这是基于《物权法》提出的，《物权法》规定一个物品可以共同拥有，在这个法律的基础上，文交所通过对一个文化艺术品的评估、鉴定、保险，实现它的货币化。然后在货币化的基础上，把它进行等额化的划分，化整为零，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品的份额化。他指出，拍卖行里拍卖的物品，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的，但是把拍品进行量化、切割并且等额分配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文交所设立初衷是促进传统文化复兴

雷原是文交所的发起人之一，谈到文交所设成的初衷时，雷原表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把这个文化资源看成一种财富，财富就会被评估，评估就可以量化。

量化之后再实现它的化整为零，就是老百姓能够拥有。如果老百姓能够拥有，就能实现文化艺术品的大众化，这样，人们在投资生活中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当时的起点是想能不能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复兴要树立文化经典，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能不能找一个跟老百姓的生活很接近的，他愿意随时关注的东西。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即，伦理艺术化、艺术产品化、产品投资化、投资生活化、生活大众化。

雷原表示，文交所发展至今，与当初的预期差别不是很大，他谈到：

首先，文交所是一个文化证券化的虚拟化交易所。最早的设计在股权结构方面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有国有化、私有化甚至有个人化，各方面积极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都延续发展的势头。

其次，是会员制。会员制是指交易所不直接对外策划，由会员来进行交易，发展交易商会员，交易所不直接进行交易活动，发行活动，让会员公司来进行。这样可以做大，如果一个交易所有50家会员，相当于一家会员能够推荐一个东西，如果发行市场先行的话，现在可能就发行了50件东西了。当然在起步的阶段，分成两步走也是可以的。先让交易所直接进行发行和交易。慢慢地把它过渡到会员制的交易，这个方法目前在现在也是很好的。而一种新兴事物很多时候不能像我们想象的，但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思想，一个是份额化交易，一个是持续化交易。

第三点，上市的标的物基本上都是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比如国画。这些基本都是按照当时的设计来推进的。

文交所对文化和经济的促进堪比股市

雷原表示，文交所与股票市场最大的区别是，股票的标的物是一个企业，企业是经常变化的，市场好业绩好，经营者卖力、有本事，它的业绩就好。艺术品一旦被托管起来，就不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也小了，但增值的空间只能说是随着时间往上升，包括货币符号发行得越多，增值的空间就好。但我们看不到它创造了什么利润。这方面就是供求关系。而股票是有业绩的，老百姓有一个分析的工具。艺术品的价格、分析工具可能更模糊一些。

雷原表示，如果文交所发展的好，它未来的前途不亚于目前的股票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文交所发展亟需国家层面介入

雷原表示，当前的文交所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的介入。第一，国家应该成立国家级的文交所。现在全国都在仿效天津，各省市自己成立文交所，但如果全国每个省都搞的话就太多了，有可能把市场搞乱、搞杂。这时需要有一个国家级的机构，对各省文化艺术交易所有适当的限制或者是条件的限制和数量限制，这是必要的。

其次，文化艺术品有一些支撑体系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能解决。比如鉴定保险的问题，这需要和保监会、保险公司协商。

第三，说文化艺术品的确权问题。一件东西是不是你的，这个权利怎么确认？这需要跟司法部门协商。还有人才的储备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文化产业经纪人，文化艺术品鉴定师，这些人需要一个资格认证。这需要人事部门和评估部门的介入。

文交所是中国的创新 可推向世界

当前对于文交所存在四种观点，即“关闭论”“规范论”“国有论”以及“创新论”，雷原就这四种观点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雷原表示，关闭论是最不可取的。很多人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来套我们的文化艺术交易所，只要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就不要它了。这是执著于以往，思维跟不上发展。文交所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可以复兴中国文化，文化传播的速度也是最快的。第二，对中国财富的增长来说有很大的好处。我估计如果有十年、二十年，文交所可以为中国变现300万亿人民币。如果可以达到这个价值，中国的财富也可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财富的总和。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关闭它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挖我们的煤和石油来增长GDP破坏农田，而不用这个新的东西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呢？这既是一个实力也是一个软实力。所以我觉得“关闭论”不可取。

对于“规范论”，雷原表示，“规范论”本身的叫法不对。任何一个交易所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它规范的标准。另外，任何阶段有任何阶段的标准，过去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三大纪律作为一个标准，延安时期有延安时期的标准，解放之后有解放之后的标准，现在有现在的标准。规范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规范。

对于“国有论”，雷原建议文交所应该采取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不高，私人企业的创新效率高。所以应该是有国家股份，有个人股份混合而来的。监管这个权利在于国家和政府。监管到底要监管哪些？哪些不监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初期阶段发展是硬道理。到一定的阶段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思想。

对于“创新论”，雷原表示，这是最值得推荐的。他认为，这种创新不仅仅是交易模式的创新，如果再延伸下去，是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一种革命。以前的经济学和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如果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搞出一套中国的经济思想来，中国的财富思想来，可以用我们的思想来规范世界，来引领世界，如果这个交易所搞得很好的话，也可以把规则推到全世界，以中国为“龙头老大”来组建一个文化产业WTO。在这个WTO里，规则设计者是我们，指导思想是我们的，比现在参加的WTO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