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大国学”是对季羡林的误读

读了《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看着又大又厚，因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病房里的闲聊，读起来很轻松。这本书记录了老人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16日共74次口述的内容。最后一次口述，距季老去世不到一个月，算是老人临终的话了。蔡德贵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能花这么长时间听一个近百岁老人的诉说，真的印证了蔡先生“德贵”之名，这份情谊尤让人感到珍贵。

能看出，这些口述基本是原始记录，除作者可能删除一些不便发表的内容外，大多是原话呈现。比如季羡林谈及给鲁迅儿子监过考，记录者问：“他是鲁迅的第几个儿子？”作者对这种冒昧的问话也未作修改，可见是为了保持对话的原貌。因这个缘故，书中重复的部分颇多，对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儒藏》、朱熹、冯友兰等很多问题都反复涉及，却未见深入。这可能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比较真实的思维状态，心中纠缠了很多问题，真要说起，已无力再作连贯的记忆和思考，所以谈话是碎片式的，话题往往也转移得很快。季老虽有做口述史的愿望，但过高的年事已让他难以完成这样的重任，他自己也说“脑子忽然就卡壳了”。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果叫《与季羡林先生闲聊》或《季羡林先生闲聊录》，就比较名副其实了。我想季老最后对这种口述有了心理依赖，更多的是因这种对往事闲聊的乐趣，并不是真的想留下一部严谨的口述史。

这本书虽谈不上是口述史，但对很多传闻还是做了澄清。比如一直有新闻报道说张艺谋拜访过季羡林，季羡林在谈话中明确否定了这点：“他没有来过。”“不认识这个人，名字知道。”在谈话中，他也表达了自己对郭沫若和冯友兰一些作为的不屑，甚至用了“四大无耻”一词。

不过老人有些话语的重复很有价值，比如他屡屡从“祢衡骂曹”谈及中国“士”的精神。他说：“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我佩服的就是敢顶，敢顶是中国的士。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翻译不了的，士可杀，不可辱，士跟中国这个侠呵，有联系。”他一再说，自己最想写的两篇文章是谈中国的“士”和“侠”，他认为把“士”翻译成“知识分子”太浅薄了，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气。

可见，季老在晚年还一直在沉思“士”所代表的“道统”，这里的“道统”就是指真理世界。孔子说“士志于道”，在儒家看来，“士”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一直认为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体现的就是道的尊严。季羡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怀，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召之臣”在现代社会的化身。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强调的也是季羡林所说的硬骨头，即无论成败进退，知识分子都应以真理作为人生的最终依归。只有当“士”所依托的“道”，也就是真理的权威，远远超过君王的权威时，才是儒家所认可的理想社会。我想，这也是季老反复陈述“士”和“侠”的目的所在。

季羡林所强调的“士”的精神，包括儒家很多有价值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常识，在《孟子》中其实有更多的论述。但奇怪的是，季老却一直认为孟子不是个思想家，认为孟子讲的不过是“仁义”二字。最后季老承认，他“对孟子没有研究”。从这些对话也可看出，季羡林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很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与印度文化相关的佛教文化。但他晚年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以“士”为代表的儒家的思考中，这种心理轨迹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对那些想了解季羡林心灵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书名中出现“大国学”三字，却不能不说是这本书最大的遗憾。虽然“大国学”是季羡林晚年媒体上炒得最响的一个概念，在我看来却是最不靠谱的一个概念。在第40次口述中，季羡林其实已经做了澄清，他先以“他不接受”表达了对自己随口说的这个概念的不自信，随后又解释道：“我就是说，他们出版界，过去好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中国’都是汉族的，满族的沾一点边。这是不对的。我说中国这个，五十六个民族，它发展程度很不一样，不过我们脑袋里想着中国，必须想着五十六个民族。”从他这个说法可推理出，他其实想用“大国学”的这个说法，反对“国学”这个概念，而不是又提出了一个“大国学”的概念。第66次口述中，在蔡德贵提出“汉学、国学、中国学、华学”四个概念时，季羡林再次表达了他的认识：“我认为最不通的就是华学。”也就是说，这些提法在他看来都是不通的，这个“华学”也如“大国学”一样，在他看来是“牵强附会”的。

按季羡林的学识，会天然地反对“国学”这个提法的，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晚年要摘去“国学大师”称号的一个基本心理动因。只要了解“国学”历史的人便理解，其实这是个非常暧昧而屈辱的词，它的诞生，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化的命运。这两个字，其实代表的是对于“西学”的抗争史，毫无荣耀可言。季羡林提出“大国学”这个概念，目的是为了否定“国学”这个提法，绝不是想创造一个新概念。读遍全书，没看到季羡林对“大国学”三字的赞同之词，然而却偏偏用了“大国学”三字作为书名，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诡异之处。反正季羡林先生也无法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