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神话”是权威噤声下的社会信仰贫血

8月20日，面对狂轰滥炸的社会舆论，国家宗教局新闻发言人称非常关注媒体报道的有关李一的问题，目前正就此事向当地宗教部门了解情况，调查结果近期将会向公众公布。然而，五天过去了结果仍迟迟未现身。(广州日报8月25日)

历经近二十年、轰轰烈烈的“李一”造神事件目前仍未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舆论的过度发酵已然让公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挖掘该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恐怕也不能只片面归咎于大众传媒令人生畏的“捧杀”作用，权威部门的发声迟慢和多元价值体系下的国人信仰迷失更在实际上充当了此次事件真正的幕后“推手”。

回顾整个“李一”事件的始末，从“一文不名”到弟子三万、信徒无数，李一“名利双收”的背后，实际上是“心诚则灵”的“歪门邪道”暗合了社会公众在物质充盈后普遍的精神匮乏，“借鸡生蛋”的“拙劣伎俩”更被一些所谓的“精英领袖”奉若圭臬，顶礼膜拜，并由此误导了更多公众。

在这场舆论的造神运动中，道教尊奉的“人在山中，谓之为仙”的构字哲学被李一当作了行骗的“法宝”，虔诚的“名人”和“企业家”更把他敬为上仙的化身。而殊不知，这个“道貌岸然”的李会长既没有像道教发源地武当山的首位修道者尹喜那样为了心中的信仰跋山涉水，三步一叩，内修其心，外修其身，更忘记了以“清净无欲”为主旨的道教精髓，“牟利赚钱”竟成了他修行的主要“课业”。

回眸国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发展历程，是近代的“科学、民主”浪潮将人们从“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肇源于“科技革命”的“知识崇拜”大潮在独特的中国制度土壤中却不时发生着“畸变”：从30年前的文革动乱到98年的那场宗教运动，再到如今的金钱崇拜，权力崇拜，每一次不和谐的插曲都是缘于在制度和程序被破坏的情况下人们正常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了迷失。

因此，当公权部门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倾斜于“房产”和“政绩”，社会公众因为缺乏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倍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人们的核心价值信仰便会发生扭曲、变形甚至迷失，一些非法的隐形力量则会趁虚而入，侵占公众精神信仰的阵地。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在这场由政府、媒体和公众人物构成的现代“罗生门”事件中，媒体实际上充当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角色，当初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和“点击率”的“热炒”与如今“一致打压”的情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一向作为舆论“灭火器”的政府部门，此次也与媒体低调进行着“秋波暗送”的猫鼠游戏。

因为，反思权威部门 “发音”滞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执政的主动性和敏感性不足，另一方面则是被“排山倒海”的媒体舆论给“镇住”了。于是，大众传媒与政府部门在实际上便形成了一种利益媾和下的因果联系：政府部门的“缄默不语”被传媒错以为是“默许”，而媒体舆论的强大“气场”又反过来搅乱了政府部门的原则和立场。

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潘维曾提出，维系社会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并使之成为全社会人员的“主流”认同，而能否实现这种“巩固”和“认同”，则取决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机构和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其中媒体则是增强这种交流能力的重要一环。

李一虽然倒下了，但如果不彻底清除公众信仰迷失的“毒瘤”，提高社会舆论的理性维度与自我净化能力，还会有下一个甚至更多的李一“粉墨登场”。目前亟需进行的则是权威部门与大众传媒合力联手，将健康向上、锐意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情感认同。如此，方能实现社会发展与民间正常活动的和谐运行、双向供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