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传承与建设

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纽带。充分认识其在当下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对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有一定助益的。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廉政文化思想。“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有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含义。从古至今，“廉”都在延伸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从政者的基本素质。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道德规范与社会要求。在历代先人圣哲的无数经典著述中，我们都可以找寻到古人对从政修德的追求与向往。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承载中国廉政文化的根本基石，有根才有干，有源才有流，根深干壮、源远流长的廉政文化，深深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

二、中华传统文化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有着深深的烙印，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廉政文化，其无形的、潜在的力量，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古代，“廉”这一道德修养在传统伦理科目中极受褒扬。法家更是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加以强调。

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政以德”规范的雏形。溯寻中华历史文化的渊源，我们不难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廉”作为一种朦胧的“公仆意识”，就出现在当时的政治道德活动中。例如“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对继承人提出了品质德行的要求。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这些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其重要职能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洁、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官吏的政绩，称“六廉”。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的思想，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俭以养德”的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廉德。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公则明，廉生威”，“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之一，经过历代的传承发展，逐渐构成了丰富多样的中国廉政文化体系。

传统政治文化体现出公平公正的意识。“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尤其是贪贿现象的盛行而产生的。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孔子在《论语》中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何为正也？正则不偏、不斜、正派、正当，合乎法则、规矩。《吕氏春秋》记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意谓做到公，则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正是由于公正得来的。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廉政文化，就要有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的作风，正直坦荡、刚直不阿的气节，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品质。古人清楚意识到，只有客观公正，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传统文化彰显以民为本的执政目标。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老子》记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谓执政者不要有自己的欲望，应该以老百姓的希望作为自己的意志。墨子认为“义，利也”，义就是利，二者是统一的。只要对人民有利，为人民谋利，就是功，就是义，就应该大胆地去做。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大胆指出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

传统文化衍生出“忧国忧民”文学和“清官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针对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官场中的长期盛行，出现了“忧国忧民”类型文学以及“清官戏”等众多经典作品和代表作家，传颂至今。

例如，唐代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自觉向社会申报个人收入与财产的古代官吏。从壮年到老年，他总是以惭愧的心情，将自己在担任不同职务时所得俸禄的多寡，悉数写进诗中向社会公布，充分显示了他清廉自守的高尚情操。他75岁于洛阳任太子宾客一职时写的一首诗中写道：“不种一垅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有一年冬天，白居易新添置了一件用绫和丝绵制成的棉衣，他穿上后即想到了百姓的疾苦，并为此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冗费等在今天也仍有着现实意义。而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人品质。

从古至今，清官戏一直是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题材，宋朝的包公、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都是古代戏剧中的清官的典型形象。显而易见，反腐倡廉一直是历代中国百姓最基本的政治诉求之一。

三、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华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都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因素，例如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说教，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对这些糟粕，我们在扬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局限性，并加以总结。

还有，在古人的一些“廉政文学”作品中，流露“忧国忧民”的同时，还看到了“出仕”与“出世”的思想矛盾，例如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纠结：其中只有对官场文化的鄙夷无奈，绝望凄凉，消极避世，自我逍遥，却没有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另外，古代清官文化是人治的产物，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所谓清官只是注重个人修身的自我行为，他们向往的“出污泥而不染”只是个别清廉者的高洁，而整体执政氛围则是“一片污泥”。

四、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特色

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约束等所不可替代的效果。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更好地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拒绝腐败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

廉政文化建设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特色。弘扬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和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必须贴近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契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氛围。用“扬弃”的辩证思想来传承传统文化，加强当下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消除传统廉政文化与当下社会的隔膜和疏离感，通过去伪存真的研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对接，并进一步打造整个社会反腐败的文化氛围与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