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现代绘画之父：八大山人

300多年前的东方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绘画史上涌现出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美术“怪杰”。他们在艺术上不苟合取容，敢于突破前人窠臼，将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融入书画之中，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八大山人就是以其精练纵恣的笔墨和独创的飘逸、冷峻画风，抒发他那倔强的不言之意，而受到时代的高度评价，并对后辈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而成为了中国乃至东方书画艺坛的革新巨擘。

300多年来，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从以石涛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们的推崇开始，至清中叶，扬州八怪在学习与借鉴八大山人艺术后所形成的别样风格，使得这些后来者们得以在美术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郑板桥“八大山人名满天下”的总结诗句，则让更多的艺术家们，对八大山人及其艺术作品顶礼膜拜。八大山人的艺术，成为了追求“现代”艺术的人们在黑暗中追求、探索的手中火炬。这种光芒四射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秉承八大山人艺术思想、方法的艺术家们的崛起，20世纪的齐白石、林风眠等一大批追随者们，又无不各自师八大山人心、师八大山人道，在承接八大山人那超越时空的“现代”艺术观念并得以开示后，各自成家，终于形成了另一座近现代绘画的群体高峰，这就是享誉世界的“海派绘画”。

然而，中国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也存在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做这门具有开拓性、冷僻的东方现代绘画之父八大山人的研究。

在我教学及研究所目及的美术史研究著作中，除了黄宾虹等极少数美术史论家的著作外，几十年来，所谓美术史的研究论著，在“史”与“论”两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文献、史料的挖掘公布，考证、考据手段的缺乏和运用，观点的阐释与逻辑的严密性等诸多方面，大都存在着或陈陈相因、或照搬西方的理论，生吞活剥，或人云亦云的诸多弊端和缺陷，鲜见有上佳的新发现、新观点、新思想、新手段运用的理论著作和研究成果。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做美术史的这些研究者，或许是一个懂得书画的艺术家，但他并不是一个懂得做“史”的专家，更不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理论家。这种研究，凭感情出发，在缺乏科学的治史手段和学养不足的前提下，其著作自然难以有深度。另一方面，那些做“史”研究和懂得做 “考据”且治学严谨、理性的专家，又并不一定是一个专业的美术家。而更多的现实情况是，这些史学家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精力，放到美术史这一相对较小的研究课题上来。对于美术史中古代美术家们的研究，更是少见有史学家们的参与涉及。这就使得现阶段的美术史研究，或曰美术家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研究，陷入到不断地重复研究中。

萧鸿鸣的新著《八大山人在介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4月版)，别开生面，给了我全新的感受。

鸿鸣是一位在美术实践上斩获颇丰的艺术家，又在明清史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研究经验，特别是他对于汉学体系当中“乾嘉学派”的推崇和继承，使得他的八大山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学研究基础上。

《八大山人在介冈》以八大山人遗留至今的作品为依据，以最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地方志、时人的笔记、别集记载为出发点，秉承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运用考据、考证手段，将“诗学”“禅学”与美术史、美术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以此来考证和阐释“八大山人在介冈” 的事实。该著作澄清了八大山人研究当中许多悬而未决和模糊不清的问题，推翻了以往八大山人研究当中存在的谬说，使八大山人早期出家的时间、地点、禅门世系、所交人物、事件等失落的十五六年历史，得以显豁出来。

《八大山人在介冈》作为美术史论著作，从“史”的角度出发，其考释谨严、准确，在“大历史观” 的视角基础上，打通了文献、史料之间的藩篱，将证据、方法，乃至于问题的提出、怀疑所在，论证的全过程，完全展示于读者面前，使“乾嘉学派”这一科学的治学方法运用，在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论述下，最终解决问题，并得出全新的结论，为“乾嘉学派”在今后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考据应用的实践范例。

《八大山人在介冈》坚持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原则，摈弃意识形态的左右，实事求是地对八大山人这个人物，对其艺术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论述，使其呈现出来的观点，具有全新和完全的独立意义。尤其是将“诗学”与“禅学”运用在八大山人研究上，为今后研究八大山人作品的思想，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拓展了一条全新的研究之路，其研究手段，不亚于本书的研究核心结论。

《八大山人在介冈》一书，虽在书名上只说“介冈”，但纵观全书，则是一部对八大山人50岁之前进行全面考证、阐释的著作，对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后的30年间逃禅生活，给予了全面的论述和深入的介绍。书中通过对八大山人在介冈所创作的作品分期、风格阐释，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得出介冈是“ 海派绘画”祖坛的结论，是完全有理由。

《八大山人在介冈》的问世，既是八大山人研究界一项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成果，又是江西地方史志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更是对明末清初诸多人物研究的贡献。书中首次公布的大量文献和史料，将对今后的八大山人研究发挥出持久而巨大的作用。该著作的出版，较之于当今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的众多书籍，是难得一见和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