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将中国古书画鉴定“科学化”的划时代学者

伴随着故宫建院85周年，紫禁城建成590周年的到来，我国享誉海外的书画鉴定大家和著名书画家、诗人徐邦达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7月6日，中国书画及文物鉴定界著名学者齐聚故宫，参加“研究与鉴定：徐邦达的意义——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共为这位百岁老人贺寿。

“徐先生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在发言中说，徐邦达完成了大量的鉴定书稿，现故宫博物院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16卷、600万字的《徐邦达集》，是古代书画研究的辉煌成果。如此大量工作，这在同辈人中是没有的。他追忆说，60年代前期，自己常常到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查阅资料，每次都可以看到徐先生，徐先生说在查询自己看过的一些书画的题记和纪年，一定得亲自在善本库中查个实在。傅熹年表示，徐先生的学术成果都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经过缜密地考证得来的，他写的东西和古代不一样，他把一般的书画“鉴定”已经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文物界习惯从鉴定收获上来评论各位专家，包括对徐先生贡献的评价，总是说发现了哪些名作，拯救了多少重要作品，如赵孟頫《水村图》、郭熙《溪山行旅》、王渊《桃竹锦鸡图》等。徐邦达弟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则认为，这些着眼点仍局限在个别作品，仍是以衡量鉴定师的标准来衡量鉴定家。徐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书画鉴定大家，更是一位书画鉴定的学问家，他对学术建设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

薛永年说，徐邦达先生对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有重要建设。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是书画鉴定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确立的时代，代表性书画鉴定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珩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但这并不是张珩先生自己写的，是根据讲课的记录来整理的，保存了精华，但比较概论。另一部就是徐先生的《古书画鉴定概论》，是他自己精心写作的。内容丰富充实，把自古以来个人的经验都纳入到一种体系里面去，集古之大成，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徐先生引进了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确立了鉴定的标准，这是徐先生最早实践和提出来的。他把可信的真迹作为依据，同形势风格，特别是用笔用墨，从章法入手，对历来的书画家作品进行了鉴定，并确立了标准作品，包括一些重要书画家不同时期的重要标准作品，用来作品鉴定的比较的基础。他把这叫做“样板”。薛永年接着说，他提出了鉴定书画的重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方面是书画本身，次要方面是本人和他人的提拔，本人的印章和藏家的印章，纸卷材料和装潢格式等等。又根据风格形势比较的需要和中国书画的特点，把“笔墨”确定为鉴定最重要的意义。这些也是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当中没有专门作出强调的。对张珩先生提出的“时代风格”、“个人生活”，如何去把握指出了途径。

以上学术成果在《古书画鉴定概论》均得到详细体现。另外，薛永年对徐邦达的另外几部重要书画鉴定著作的成果进行了概要的评述。例如，他在对《古书画伪讹考辨》取得的叙述成果进行阐述时说：徐邦达先生提出了目鉴和考订相辅相生的理论。目鉴是对作品本身看，是通过视觉来把握它的时代风格，来进行比较，用比较的方法来确定这件作品;考订，要查阅文献，旁征博引，涉及了作品之外书画家的和其他作品的内容和细节的考证。考证可以解决没有办法比较的作品的问题，也给能够比较的作品，找出了铁证。增加了鉴定研究的说服力。此外，他也对《历代流传书画编年表》， 《古书画过眼要论》等著在学术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简要概括，充分阐述了徐邦达先生在书画鉴定学术建设上的成就。

故宫博物馆院长郑鑫淼在贺词中表示“徐邦达既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现代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手段，将文献考据与图像解说有机结合起来。他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只可意会的感性认识发展成为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徐邦达不仅仅是鉴定家，更是一位学问家，他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问“科学化”，进而使其可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教授，是中国书画鉴定界划时代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