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何价──民国上海书画市场

从圆明园动物头像的拍卖，到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雄于2007年以三亿港元投得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作品《清晨》，天价的艺术品往往都能成为传媒焦点、城中热话。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艺术品的价格是如何厘定？艺术品的价格又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民国上海出现了一个自由的艺术市场，价格和销售模式都是公开的，这为我们了解艺术品的价值提供了珍贵的数据。本文以民国上海书画市场为例，介绍书画的买卖机制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

传统中国文人画的概念，认为作画的目的是为抒发画者的个人情感，而非用作图利的工具。因此，自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来，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被文人画家所鄙视。然而，从画史研究中可知，在这个理想的前提下，于传统中国社会，画家常以不同的模式，以书画换取所需的利益，如金钱、日用品、礼物，甚至是服务。著名画家如明代才子唐寅(唐伯虎)、仇英就是以卖画为生的。但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书画买卖的交易往往缺乏公开的纪录，而且都是在私人的空间里进行，所以未能为研究书画买卖的交易和机制提供足够的材料。直至民国初年，一个公开的书画市场在上海形成，大量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和理解中国书画市场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和文献，不但让我们了解到书画的价格是如何厘定，亦令我们明白到书画买卖的机制如何在现代中国运作。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因为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自清末起，战乱和政治运动，为上海带来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其中包括了书画家和文化人。来自各省的书画家聚集在上海，形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群体，他们透过组织书画会、出版书画杂志、举行书画展览会等，将一向被视为消遣寄托的书画艺术专业化，从而提高书画家在社会的地位，同时亦以专业的技能换取金钱维持生计。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媒的出现为画家提供一个全新的销售渠道。如《申报》创刊后，即成为画家自我宣传的地方。但由于对公开卖画仍存顾忌，此时画家的卖画启示都是打赈灾的名义。如1887年4月3日《申报》的一侧《画润助赈》启示，内容是“古吴金润卿、沣溪王一亭愿画人物花鸟助赈，共五百件，折纨扇册页琴条每一角，人物倍之。”不难发现，在赈灾的背后，其基本的目的只是卖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艺术专业化，公开卖画已不再是禁忌，在《申报》上也出现书画的分类广告。如1927年一则张大千的卖画广告就直接以“张季蝯卖画”为标题，可见此时画家已无须借赈灾、慈善为名，而是直说卖画，反映出他们已从旧有文人画的概念走向专业化和商业化。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文化艺术最璀璨的年代，随展览概念和模式的普及，书画展览成为当时城市人周末的好去处。据统计，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由1919年的12个飙升至1933年的105个。此时的艺术展览集中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举行，而其中热门的展览场地包括宁波同乡会、大新百货公司和新世界酒店等。这些展览往往可展出数以百计的展品，而且展品均是用作买卖。此时的展览等同于临时的销售处，反映了艺术与商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亦启示书画进一步商品化的开始。

除报章、杂志、展览会外，另一个主要的销售渠道是笺扇店。笺扇店在中国的历史悠久，但其发展成为书画买卖的专业中介机构，始于清末。随着西方销售模式的传入，其中包括广告推广、季节减价和附送赠品等新概念，笺扇店的市场推广也随时代改变。“有美堂”为上海一间位于南京路的笺扇店，其业务包括发售古人书画、珂罗版书画、电银雕刻书画、装裱古今书画、以及时人书画等。1925年，有美堂出版《金石书画家润单汇刊》，集合一百四十八位书画家的润例。《金》有如现今的产品目录，会免费派发给顾客，以供他们按各家的润单选择订购作品。润例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以文字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了画家简介、详细价目表，以及代订价目的名人名字和订价日期(当时的价格均由资深的前辈名家订立)。根据黄宾虹先生的考证，作画取润约始于隋唐。但广泛而公开的订润侧是清末民初开始。

民国时，随着艺术走向专业化和商业化，几乎所有画家均订有润例。根据当时出版的润例统计，以1936年为例，山水堂幅的价格由二元至二百元不等，反映价格照顾到不同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然而，以当时的生活水平来看，洋行的高级职员于1934年的月薪为九十一元，而平均的山水堂幅约二十元左右，书画无疑是一种奢侈的文化商品。

有美堂的润例汇刊搜罗了上海著名书画家的润单，其中包括了吴征。吴氏是当时价最高的画家之一。他的润例以精细见称，每一笔一划一寸都计算在内。以1925年为例，吴氏的山水价格为“堂幅三尺五十元；四尺七十元；五尺九十元；六尺一百二十元；八尺二百二十元；不足尺数者同……工细加半；点品加半；浅色加三成；重色加六成；绘图加倍(设色与墨笔同)；金笺加倍。”可见画的价格基本取决于物料、画的大小、颜色。

另一方面，技巧越是工细价格亦相对提高。如另一位画家贺天健1934年的润例就以三种不同的山水风格定价，“写意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十四元；工夹写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廿元；工细之作：整张四尺至六尺止每尺三十元。”由此可见，即使文人画提倡水墨写意为尚，但在商业化的影响下，设色工细的画风在市场中的地位远超过水墨风格。无疑，商业化影响了画风的发展。因此，自民国始，大幅设色山水便成为上海画坛的主流。

蓬勃的书画市场为传统书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经济资本，延续了书画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然而，1949年中国解放后，政治的改变驱使大量资金和人才流出，上海的自由书画市场亦随之消失。随移民潮，香港成为五、六十年代另一个活跃的书画市场。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陈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