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团伙组织严密设备先进程度超执法人员

前不久，震惊全国的湖南“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的14名被告人，在湖南省望城县法院受审。这起盗墓案是近60年来发生在长沙的涉案人员最多、涉案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盗墓案件。此案折射出我国文物执法的现实困境：盗墓团伙组织严密，专业性强，所用设备精良，其先进程度超过文物执法人员。

盗墓团伙一条龙作业

从2008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长沙20座历代古墓先后被盗：2008年12月29日，湖南望城风篷岭王室墓被盗；2008年12月，岳麓区天马山汉墓被盗；2009年2月1日，宁乡县“七星伴月”布局战国墓群被盗，且有几个盗洞……

古墓级别之高，令人痛惜。据当地村民说，公安人员到望城风篷岭二号墓现场勘查时，发现了一块丝绸，丝绸底色呈绿色，上绣一只金黄色的凤凰。经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局调勘发现，这里为汉代王室成员墓。

和我们印象中的盗墓贼“土夫子”不同，“12·29”盗墓系列案是组织严密的团伙作案。主犯刘胜利有研究生学历，案发前任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副主任，是团伙的主要组织者和销赃者。在三个月里，来自8个省20个市、县的犯罪嫌疑人60多人连续作案16起。其中，长沙籍犯罪嫌疑人负责组织人手、提供古墓信息和望风；江西籍犯罪嫌疑人负责安排住行、分赃；山东籍犯罪嫌疑人负责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鉴别、找墓、销赃“一条龙”作业。

盗墓团伙有特殊建制

望城风篷岭二号汉墓，文物部门早在三年前就发现了，但本着埋藏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的原则，并未挖掘，终被盗墓分子乘虚而入。这种跟在考古工作者身后搞盗墓的现象，在盗墓案中非常多见。

湖北十堰市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金柱曾成功侦破数起文物犯罪案件并打掉一个盗墓团伙，因此被评为第二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

王金柱记忆最深的一个案子，应该是发生在2007年的“6·3”大案。当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郧县五峰乡勘探出春秋战国土坑墓葬11座，拟在6月份对墓葬群进行发掘。6月3日，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M11号墓地上被铺盖了一层菜子秆。拨开一看，眼前是一条长约1.6米、宽约0.8米、深约2米的椭圆形盗洞，里面的人骨、铜簇、小件玉器、贝币、陶器等珍贵文物散落了一地。随即，考古人员又在M13、M14、M15三座墓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王金柱和同事辛苦了一年多，终于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并带破全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41起。

如果是未知古墓地点，盗墓分子会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年代，比如庄稼的长势一般比周围地区差些等，或者从地方文献或民间传说中寻觅踪迹。

一旦确定古墓地点后，盗墓分子会以开荒为由，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掩人耳目。有的在墓地旁边盖间房子，白天住人晚上盗墓。还有的会在真坟旁边建个假坟，方便暗中盗取。

盗墓者都有个小团队，俗称“一锅儿”。锅里级别最高的是“掌眼”，“掌眼”能寻古墓，也会鉴别文物。盗墓资金都由“支锅”承担，如果文物成功出手，他就是最大赢家。在认准目标后，先由两三个技工，也就是“下苦”和“腿子”进行前期挖、炸，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真正盗挖文物就在一夜之间。这时需要“掌眼”来操控。

执法设备不及盗墓分子

资金短缺，硬件设施跟不上，是制约文物执法的一个瓶颈。据王金柱介绍，目前一些省市的文物保护部门存在与公安一样的问题。“有些盗墓分子使用的野外发电机，能够在野外提供良好的照明及通风，而我们没有。还有盗墓专用的洛阳铲，我们的总比盗墓分子的落后。另外，一些文物部门地处贫穷地区，三五个人支撑一个摊子很不容易了。有些地方的文物部门领导都辞了职下海。”

相反，盗墓分子手中的家伙却不断技术更新。“12·29”盗墓系列案中，盗墓贼驾驶的汽车上，携带着发电机、金属探测器、氧气罐、膨胀炸药和千斤顶等专业工具。

据了解，在一些文物大省，竟然有专门售卖洛阳铲的“洛阳探铲市场”。洛阳铲可以探入地下很深，根据铲出的土的质地和颜色判断是否埋藏古墓。而洛阳铲正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勘探时所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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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有条产业链

都说“无利不起早”，在盗墓的背后也有一条产业链。资料显示，有些“掌眼”拥有雄厚资金，会依据自己的鉴定眼力买下整个墓葬文物。“支锅”手中的文物通常会进入二级文物市场，价格不会很高。二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买主偷运出境，有的则流向北京等地三级文物市场。三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个人藏家收藏或转卖，有的通过香港流向境外。

就这样，文物经海外多次倒手，最终会到达大古董商手中。这时的文物已经基本被洗掉所有危险信号，以正规文物的形式被拍卖，最后成为顶级收藏家的藏品。当然，这时它的价格也是当初从墓穴中出来的上万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