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文物零价值:亲历文物市场的复苏与繁荣

甘学军的故事，不单是一部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奋斗史，文化改变了他的命运、文物成就了他的事业，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共和国繁荣带来的强大助力。他庆幸自己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更加庆幸自己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复苏、繁荣过程中的亲历者、参与者。

甘学军24岁时成为当时文化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而立之年仕途得意之际从国家文物局的管理岗位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体会过弃官从商、身份落差的苦涩，经历过市场的跌宕起伏，现任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董事长的甘学军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感慨不已：中国拍卖业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我与万千艺术品从业者共同缔造着这一成果，也分享着收获的甜蜜。

上世纪60年代前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

饥饿的童年最羡慕大队干部

“窝头比文物更实在”

1962年，甘学军出生在湖北仙桃沙湖一个农家，家中兄弟姐妹7人。沙湖十年九涝，国家又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甘家家境的贫苦可想而知。在饥饿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家人有干不完的活，甘学军很小就开始干活贴补家用。和兄弟姐妹编草席卖、到镇上打短工……当然这一切都要避过大队干部的眼睛偷偷进行，在那个年代，做这些都属于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

饥饿的童年让甘学军早早地开始思索人生和未来。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时常羡慕地看着大队的干部，幻想着将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想象不到，若干年后，他能离开这个偏僻的乡村，并结缘文物艺术品，在中国拍卖市场中搏出一方天地。他更不知道，他日后结缘的文物业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由于长年战乱，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物市场一片萧条。1950年，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颁布，国内的文物管理部门和地方法规逐步建立，文物国有、禁止外流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国内的文物商业也渐渐恢复和发展。1956年，北京琉璃厂十几家老字号完成公私合营，成立了“工艺品公司文物部门”，旧时的古董商成为职工。

上世纪60年代初，文物业被划归到新华书店管理，文物商店作为新型的文物单位出现了。此后不久，文物商店又从新华系统独立出来，并在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支的文物商店。收购文物、组织出口成为各地文物商店的主要职能。特定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观念，当时“文物属于废品，鼓励以旧换新，文物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成为文物界的主流观念。

1960年是文物买卖的分水岭，1960年前，文物商店的师傅边收货边买卖， 1960年之后，就不能随意卖出了。在“文物等于废品”的时代，谁家有点祖传的玩意儿也都不当回事，常常为了换点钱买窝头就把其卖给文物商店的收购员。据说，3元到5元能收到清代的瓷器，有的干脆按瓷器尺寸定价，多数瓷器的价格都不超过10元钱。

文物商店收的东西除了上交给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被分为“内柜”、“中柜”、“外柜”三个等级在文物商店出售。即使卖也卖不上高价，价值和价格严重不符。“文革”开始后，文物被当做“四旧”彻底从公众视线里扫除殆尽。文物商店的业务全部停止，整个社会的文物概念被完全倒置，这十余年，文物、收藏与大众渐行渐远，直至完全隔离。

上世纪80年代初文物等于零价值

毕业分到文化部接电话。

“落实政策返还家属的乾隆御墨，一块才卖5块钱”。

1977年，恢复高考。正在上初二的甘学军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参军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两扇大门早已对他关闭，恢复高考的这一决策让甘学军又抓到了改变人生的稻草。父亲曾说，就是累死也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从小就喜爱读书的甘学军立志要离开僻壤之乡，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

1979年，甘学军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成为公社乃至全县的新闻。自出生从没穿过新衣服的他带着父亲给买的一红一蓝两套秋衣，跟三个沙湖同乡乘机帆船倒江轮到了汉口，又倒火车驶向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在他实现人生第一个梦想的同时，这个17岁的瘦弱少年还不知道，最终成就他事业的中国文物界也正经历着变革和新生。

1979年，国家文物局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座谈会，清除“左”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后果正逐步消除，文物工作机构、业务活动等逐步恢复，地方无人管理的文物开始逐步被监管。文化断裂中流失的文物知识和专业人员也将被复兴的高等教育填补。劫后余生的文物即将焕发神采。

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上世纪80年代，被割断的文脉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逐渐复活。甘学军也在人大校园里如饥似渴地苦读。5分钱一碗的熬白菜几乎成为他四年里的专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买书的钱都是从12块5的助学金里省下来的。为了买本牛津英汉词典和《辞源》，他两次将家里给添置的新衣服低价卖给同学，一次是一件白的确良衬衣卖了7元钱，另一次是大二那年，他用一件防寒大衣换回了新书。

大学时光是他砥砺和蛰伏的四年，80年代初期的几年同样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砥砺和蛰伏的时间。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2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文物的《文物保护法》，其中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虽然文物买卖权责尚未全部明晰，但毕竟从国家立法层面释放出一个信号——个人可以拥有收藏的权利了。

1983年，甘学军大学毕业，幸运留京，分到了文化部，开始了他与文化的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部机关里的电话值班员。他每天面对三部电话机，负责文化部与上级、内部和对外的电话记录。踌躇满志的他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同学笑话他，找甘学军很好找，打文化部的电话就是他接。但他从接传电话中得到许多信息，并结合文化部领导工作，编成领导活动安排一览，赢得不少赞许声。后来他觉得光做这个没意思，就每天上班先把各大报纸全读一遍，把重大时政新闻及和文化有关的新闻摘录、打印出来，10点前整理完给每个领导桌子上放一份，部长们都很欢迎。这份工作虽然平淡，但培养了甘学军善于钻研的精神，这种积累的优势在他以后从事的艺术品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

就在甘学军的值班员工作干得如鱼得水时，他后来在荣宝拍卖的同事刘尚勇正身穿着扫大街式的蓝棉袄穿梭于使馆区。1983年，在同学的不解甚至嘲笑中，刚出大学校门的刘尚勇报名进了北京市文物局，当时高校和媒体类的单位是中文系毕业生竞相争抢的金饭碗，而进入文物局从事文物工作，在很多人眼里无异于收废品。特定的历史时期，文物在人们眼中没有价值，很多文物都是从废品公司拣回来的，当时北京市文物局还办过一个展示会，参展的香炉、古钱币，甚至战国时期的铜鼎都是从废品堆里挑选出来的。

与甘学军的工作一样“没有技术含量”，刘尚勇的工作是去外国使节家里给文物打火漆，卸任的外交官回国时购买的中国艺术品要经过检验，如允许出境的就打上火漆。有时，他穿着单位统一发的蓝棉袄工作服出入使馆时，总有好奇的国外外交官凑上前疑惑地摸摸他们的衣服：为什么每个文物局的人都穿着扫大街的棉袄呢？

1983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国家一直在落实政策返还个人文物。据说，很多年轻人领回返还的父辈收藏品时不解地说，这些破烂我拿着干什么呢？很多人就直接在文物局大门口把文物贱卖了。当时一块乾隆御墨才卖5块钱，等到1993年翰海拍卖公司拍卖类似品相的御墨时，价格都在十几万到二三十万之间。

当时一个官窑碗才10块钱，齐白石的一张画250块钱。这些“零价值”的文物常以集装箱计卖到国外。故宫博物院处理三千御林军马镫子时还颇为苦恼，最后以比废铜贵一点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商人，据说这个美国人回国后把那6000个马镫子当成烟灰缸单个卖出，大赚了一笔。

在文物工作与“废品公司”和“扫大街”画等号的时代，很多人出于对文物的兴趣选择了这一行，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仅见证了中国艺术品从“零价值”到天价的变革，也亲身经历了艺术品拍卖从无到有、跌宕起伏的16年风云变幻。短短的10多年时间，人们见证了中国文物从“零价值”到有价值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艺术品收藏热情暗涌

调至国家文物局坐办公室

“住上46平方米的房子，觉得此生足矣”

改革开放为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发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民间艺术品收藏热情暗涌之际，1992年10月，’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上一声脆响敲开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大门。虽然这场拍卖会也是针对海外游客当成旅游项目来做的，但拍卖会的意义在于，人们从此意识到原来文物可以用拍卖的形式来卖出好价钱。据知情人透露，那场拍卖会很轰动，300多万元的成交额比全国文物商店加起来卖得还多。这次破天荒的拍卖成为冲破旧的文物保护法的有力一步，中国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政府对文物法的修改和补充也发端于此，10年后，新文物保护法出台，奠定了文物拍卖企业的合法性。

据甘学军回忆，这场划时代的拍卖曾在很多老同志中间形成了轩然大波，关于文物拍卖是否会引发走私和盗墓猖獗现象的争论一时间不绝于耳。拍卖会结束后，文物主管部门出面干预，宣布以后文物禁拍。“其实主管部门出面干预，是想平息当时社会的舆论压力。”拍卖这种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买卖形式远非倡导者预想那样一帆风顺。

在磕磕绊绊的探索中，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开始了新纪元。当齐白石、张大千一张画卖出200万元时，大家傻眼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都是向海外输出，但内地有了拍卖后，开始有人带文物进来，引发了文物大量回流，这不仅证实了文物的价值，也印证着国家的强大。

住了7年集体宿舍后，1990年甘学军分到一套建筑面积46平方米的房子，搬家时，甘学军乐得不行，连说此生足矣！在文化部工作了8年后， 1991年，甘学军调到了国家文物局，做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从商的风潮，一大批人弃文从商，弃官从商。那时他也开始考虑起今后的人生路。“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部机关太顺了，所以做得有点乏味了，觉得自己好像还应该有更大的能量。”甘学军说。

“后来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陈东升当时有做艺术品拍卖的想法，正好有我的朋友介绍他找我。”陈东升直接推开甘学军办公室的门，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一拍即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一行没人干，很有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拍卖市场迎来首波热潮

辞职下海勇当“弄潮儿”

“从国家机关到公司，身份落差太大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商店的文物只卖给外宾，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到90年代才开始收人民币。“可以说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是媒介、是平台，如何开发利用值得思考，我觉得拍卖是个好形式。”而且，细心的甘学军发现，国家文物局不知不觉中将流散文物处改名为文物三处，他从这个细微的改变中品味出管理部门实际上是支持文物市场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改变对社会、对市场都预示着机会。我们身处其中，觉得是时候来做拍卖了。”

当时甘学军还不是很了解拍卖，只是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手里有资源，他对文物专家很熟悉。“我知道谁懂呀!那时候大家的信息很闭塞，有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找谁看，但是我知道，这点就对我从事拍卖行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更直接的动力是，当时基层要求改革文物系统的呼声很高，拿文物商店来说，其职能多半是帮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征集藏品。甘学军意识到，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改变，且他的观点是文物保护应该社会化，实现社会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让文物走向市场。“要让老百姓知道文物的价格，有价他才会珍视”，要把“文物保护是全人类的事”、“文物保护，人人有责”的口号变成现实，应该把“责”和“利”联系起来，这个“责”才实在。 1993年，中国首个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就在陈东升、甘学军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1994年春，中国嘉德的首场拍卖便创造了1400多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震惊全国，从此拉开了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大幕。后来拍卖行业的迅速成长，印证了他们的想法，只是没想到成功会来得那么快。

辞职参与创建嘉德拍卖公司前，甘学军已先后担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位了。提出辞职时领导和同事都很震惊：“年纪轻轻就当了这长那长的，干得好好的怎么要变呢？一个文弱书生经商怎么行呢？”领导甚至说，“你试吧，不行再回来”。

“中国拍卖业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改革开放释放人们很多潜在的能量，有着对改革开放整体形势的判断，加上自身在文博系统的资源，我没有采用停薪留职等变通办法，而是直接辞职了。我理想化地断了后路，组建嘉德时就我一个人是辞职的，别人还在原单位挂了一段时间才彻底进入。”回忆起当年的决定，甘学军很庆幸自己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陈东升、甘学军，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在机会到来时跳进了商海，他们抓住了机遇，然而，也难免呛到苦涩的海水。从国家机关到公司，难免经历了巨大的身份落差，甘学军对这一点体会太深了。“在机关去地方做调研时，行程都被地方安排得滴水不漏。”进入嘉德后，他很快发现必须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出差自己订饭店，自己打理一切，凡事亲力亲为。一次，他出差想见当地一个文物商店的经理，人家作为国营单位的负责人，根本没把民营拍卖公司放在眼里。就在几个月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甘学军，可是这位经理想见都见不着的人物。“心里有很多不平衡，你能坦然面对这个现实很难。”

嘉德的创办团队很幸运，文物管理部门很支持他们，甚至配合他们想出了一些不触犯当时法律、又切合实际的可行性办法，有些甚至沿用至今。早期拍卖行业的探索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在探索当中，得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映。良好的趋势，一下子就铺开了。

1995年、1996年，中国拍卖市场迎来了第一波热潮。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市场上一下子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兴拍卖行。到了1996年，国家正式批复具有拍卖资质的经营单位已有多家，包括嘉德、翰海、荣宝、中贸圣佳和朵云轩这“老五家”。同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在法律层面上肯定了艺术品拍卖的合法性。

第一批市场的资源多来自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返还的文物，第一波热潮过去后，拍卖行业明显感觉货源变得紧张。当时甚至要北京几家拍卖行公司的老总开会，商量错开拍卖时间，避免撞车。

进入新世纪拍卖市场在起伏中日趋成熟

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

“国家日益强盛，艺术品市场前途光明”

在拍卖公司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中，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经历了1995年前后的火爆、2000年前后的平淡。2001年，甘学军在离开嘉德公司四年后再次成立华辰拍卖公司。“我深深体会到拍卖行业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中国的市场和国外不一样，国外是一级市场特别发达后才来做二级市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形态，拍卖在艺术品市场的地位和国外不一样，用拍卖来带动市场是最直接有效的。”

到了2003年，拍卖市场火爆的行情让人始料不及，市场资源开始充沛起来。甘学军说，那时做拍卖太好赚钱了，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很多画廊、文物店倒闭，一大批文物进入内地市场，补充了货源。加上人们精神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活力骤然增加，进而提升了中国艺术品的价值。

当年，拍卖业创出了一个个令人惊讶的纪录，先是嘉德春拍创下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最好成绩——1.94亿元人民币，一扫“非典”阴霾，树立了大家的信心。此后，拍卖场上持续的强劲走势，令人目不暇接的高额成交，一个接一个的纪录被刷新更替，嘉德秋拍的王世襄专场、集珍专场等的成交率甚至达到了100%。北京市场总成交额达11亿多元，比2002年增长4亿元左右。这一轮行情也开始出现超千万元的拍品了。

2003年拍卖还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即回流的文物艺术品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大的拍卖公司纷纷将征集的方向瞄准了境外的美、日、韩、新等。很多公司由境外征集来的拍品数量已经达全年拍品总量的50%以上，最高甚至达80%。统计数据表明，自2003年以来，艺术品市场的买方群体几乎是10年前的3倍。而艺术品也成为继股票和房地产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与艺术品相关的各个行业迅速繁荣，古玩市场、收藏市场遍布各个城市，近三四年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走红，画廊、艺博会、艺术区也在呈几何式增长。

2005年到2006年，市场自身开始出现回调，当代艺术异军突起，又支撑了市场一段时间，延迟了市场的调整期，整个内地拍卖市场进入了新一轮平静期。尤其到了2008年年底，各大拍卖公司秋拍陆续“落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市场由热转冷、由快转慢已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甘学军与内地艺术品市场一道在希望中期待下一个高峰的到来。而且他确信，在国家日益强大的大背景下，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会有一个接一个的高峰到来。 编辑手记

到今天为止，由本报策划、采写的系列报道“我的北京我的梦”圆满收官。10期的报道，讲述了一个个普通而又有代表性的“北京人”在这座城市寻梦、圆梦的经历。

他们或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土著”，或是“漂”到京城打拼的二代、三代“移民”；他们或是从父辈大炼钢铁“不怕汗水漂起船”到后辈开始守望碧水蓝天的钢铁工人，或是漂洋过海来北京打拼并由衷感慨“我真的很佩服中国”的外企总经理；他们或是从乡村小木匠变成了名牌家具设计师，或是从剧团小演员变成了迪斯尼公司中国区创作总监，或是从国企人事科科员变成了劳动咨询公司董事长，或是从汽车“倒爷”变成了连锁汽贸公司老总，或是从偷偷摸摸攒洋酒瓶的学徒工变成了受人尊重的收藏家，或是从清洁工变成了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的决策咨询专家……

他们的故事耐人寻味，充满戏剧性。在他们感慨“当年多少新奇事，而今只道是寻常”时，感叹“我们是被时代赶着走的”时，我们的感受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如此巨大地改变一个个平凡人的命运。人物命运改变的背后，是时代大潮的波涛涌动，是这个国家面貌的日新月异，是新中国这60年来的风风雨雨。

一路走来，我们努力寻找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集，用心摩挲着一代代人生命年轮中那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这才发现，他们、我们，永远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一同迎接美好明天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