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命运的时代特色

最近从书里读到一个故事。清末民初，北平有位“玉魔”老人，一生嗜玉如命，许多宝贝都不肯拿出来见客，更别说转让。老人去世后，没留下什么遗产。嗅觉灵敏的古董商人，从其子孙手里，将“不当吃不当喝”的三件商代玉块，以极低的价格弄到手，打算卖给“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朋友”。后来，古董商人当着买主们的面，摔碎了其中两件玉块，令剩下的孤品身价猛涨，做了一笔大买卖。

读着故事，让人的心跟着情节翻跟头。据老人们讲，这种积宝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的事儿不胜枚举。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那些一槌定音的宝物，哪个背后没有几段故事，而且造物乘除，往往冥冥之中穷通前定。

其实，隔三岔五的，拍场上便会出现一次“逾半世纪从未亮相于公众”“家族内部收藏特别呈现”的经典艺术品。怎么回事？明眼人心中自知。曾经遇见一位拍卖公司老板，介绍当时上拍的一批精品。他强调说，东西来源可靠，主人特别呵护，品相极佳。话峰一转，又感叹道，卖家是藏品主人的后代，对这些东西“完全不喜欢”。

仔细琢磨，这种事非常具有时代特色。比如上世纪初的国宝大流徙，显见是清朝倒台造的孽。1912年，一位日本古董商趁道光皇帝的后代小恭亲王急需用钱的机会，掠夺性地购走一大批恭王府旧藏。这些藏品后来被分批运往美国和英国拍卖。根据1913年纽约恭王府文物拍卖会的记录，当时的拍品共计536件，其中包括99件青铜器。再到了日伪时期，民不聊生。一些纨绔子弟，光会花不会挣，只好卖祖宗留下的家藏。东西进了北京琉璃厂，或许换得大烟馆一通“招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物艺术品流散，则与文革动荡密切相关。据说，有一位名噪一时的大收藏家，家里前后被抄家六次，藏品通通被没收。文革结束后，按照政策，藏品应归还家属。可惜，至少95％的书画已经不知去向，剩下的几件藏品，革命委员会折价补偿，宋元时期的5元一件，明清时期的1元一件。听到革委会的决策，大收藏家就此一病不起，不久就驾鹤西去了。而他的后人，凭借深厚的家学，后来成了一位文物鉴定专家，将家中唯一一幅逃过文革浩劫的海内孤品，捐献给了国家。

中国有一批这样的文博专家。代代相传的宝物，到了他们手中，实在是难得的幸事。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溍先生，在文革期间，家藏文物全部被没收。文革后，其父收藏的从明到清乾隆时期的精品家具得以返还。当时，他希望捐献给国家，但革命委员会考虑到他是“有问题的人”，拒绝了他的捐赠。朱家溍先生后来回忆说，一些外贸单位知道这个情况，想花钱收购，用来出口，但“我不能为了那些钱让国家的文物流散到海外去”。现在，这些家具大部分被捐献给了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