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廊30年之变

10月25日，僻处北京798艺术区一隅的红门画廊为即将推出的藏族风情展举办了预展酒会，一时间游客盈门，嘉宾云集，将有限的室内空间挤得转身为难。

这样的一幕，每个双休日都会在798上演，不过是将酒会和展览从这家画廊搬到那家而已。

今天的红门画廊已经在众多画廊裹挟中变得有点“泯然众人”，但在17年前，这家画廊在中国还是“千顷地里的一根独苗”。1991年，在北京生活了5年的澳大利亚人布朗·华莱士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家当代意义的画廊，签约代理年轻画家的作品。

布朗·华莱士称，他本人都没想到，1991年的一次个人创业，竟然开启了中国当代画廊业的历史。

画廊显露雏形

虽然在1978年以前，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了专门经营字画(以近现代中国画家的作品为主)、工艺品和旅游商品的文物商店，但这个行业主要是为外宾服务的，承担着为国家弘扬文化与赚取外汇的使命。此外，也就是一些文化街，如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等，其中还有几家商店如荣宝斋、仿古斋等，还在经营字画。直到画廊出现，有意购买艺术品的人们才有了第三种选择。

从1987年起，各地零零星星开始出现一些画廊。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现在看来相当“业余”的问题却是当时画廊的通病，而且常是“多症并发”：画廊没有固定展出场所，即便找到落脚点，展出空间也相当狭小；开幕不办酒会，不发请柬，开没开过都没人知道；展出的作品没有画框；没有作为第三方的批评家介入，就是画廊在唱独角戏……画廊的生存空间同样有限：国人只认同土生土长的国画和书法，日本、东南亚和港台的富裕阶层虽然已经开始到中国内地采购“原始股”，但还没有形成风气。当时的艺术品市场基本是一种有行无市、买方主导的局面。

外资导引 画廊步入当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助外力，中国画廊业发展的两大难题都得到了解决。

以红门画廊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画廊，通过代理、代销、买断等方式，在艺术家与收藏者之间建立起可以相互对接的平台。这样一种功能明确、权利清晰的运行机制，既可以避免将艺术家抛到他们一无所知的艺术市场上，让艺术家专注于创作，又可以提高艺术市场各个环节的专业化水平，实现产业链条价值的最大化。尽管这种建立在西方分工协作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舶来品还需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调适，但对于尚显“业余”的本土画廊而言，当代画廊有章可循的操作模式却是补偏救弊的对症良药。正如那时的画廊经营者所言，虽说修行在个人，但把画廊的事务打理得似模似样，还得感谢洋师傅。

如果说1991年红门画廊的建立让中国画廊真正睁眼看世界，那么1993年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举行，则让世界开始注目中国的画廊和当代艺术。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奥利瓦亲自主持的中国当代艺术展，促使西方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价值有了再认识；而一旦市场给了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信心，投资中国当代艺术便具备了可操作性。一波才动万波随，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画廊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1995年瑞士人开设的香格纳画廊，1996年美国人创办的四合苑画廊，2003年以后意大利人建立的常青画廊等等。

突如其来的高成长

蜂拥而入中国市场的外资，犹如一条条鲶鱼，激活了原本沉寂的本土画廊。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井喷”一般的市场行情，中国画廊业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截至2008年底，画廊的数量已经以万计数。

画廊的成长并不仅仅体现在数目字上。2004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艺术产业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廊共同倡导并发表了《画廊诚信宣言》，它标志着中国画廊业进入了一个更为规范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当代艺术画廊也开始进入国际高级别的艺术博览会。2004年6月，上海的香格纳和北京的艺术家文件仓库两家画廊入选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是中国画廊进军国际艺术市场的第一步。进入2006年，中国画廊业更是捷报频传：画廊扎堆营造艺术街区，产业集聚效应显现；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二级市场屡屡拍出高价，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世界；中国画廊及项目入围全球艺术行业权力榜等等。

从改革开放初期萌生雏形到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当代意义上的画廊的诞生，从十几年前的蹒跚学步到今天的健步疾行，中国画廊成长中的每一步，都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因为中国画廊还在成长；这些问题总会逐一化解，因为中国画廊还要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