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的多重“暧昧身份”东西平衡中抓机会

在西方，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在中国，他们是旅居国外的“空降海归”——他们以西方的语言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演绎和解构，创作出一批形式感十足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显现出的，是鲜明的中国性。

“全世界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主席克劳弗两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在近两年的艺术市场中不断被急剧飙升的拍卖价格所印证，这些高价中，蔡国强的《爆破图》首当其冲，徐冰、谷文达、黄永砯的作品紧随其后……如果要为高潮迭起的市场找一个关键词，依然是：中国性。

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黄永砯、秦玉芬、王度、杨诘苍、朱金石这些名字当下正通过各种渠道被广泛传播，他们前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海外中国艺术家。另外，费大为、侯瀚如也都不是中国国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东西方行走自如——某种程度上，在西方，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在中国，他们是旅居国外的“空降海归”——因为身份模糊，他们以西方的语言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演绎和解构，创作出一批形式感十足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显现出的，是鲜明的中国性。

在东西方的平衡中抓住机会

事实上，市场繁荣和学术认同为这些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活跃的海外华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008年2月，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一次给华人艺术家举办个展，蔡国强的作品替换了常年陈列的毕加索名作；阿拉里奥画廊在北京展示了朱金石的行为装置“权利与江山”：奔驰车与10吨红色颜料搭建的墙面瞬间撞击。与此同时，中国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院也大胆改革其发展架构，在国际展览中成绩斐然的徐冰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图景是，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新的历程，业界精英们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来面对现实。

泡沫说和繁荣说的激烈辩论带来了对艺术市场新的考验，而学术界对于85新潮的大讨论则让所有不甘沉默的艺术人开始重新审视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那些海外中国艺术家所不断探寻的——在东西方的平衡中抓住机会，在争议中大胆前行，在各种看似平常的中国元素中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而他们所带给中国艺术界的“经验”也值得寻味：在全球视野下，中国的文化活力如何体现？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经验给予了艺术家能量，还是旅居国外的开阔视野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5年前，时任中央美院副教授的尹吉男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就概述了这一事实：“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内部事件，以中国有名的海外‘四大金刚’为例，如黄永砯的把艺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拌的‘纸浆艺术’，蔡国强的擅用火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印刷，完全能和中国传统的四大发明对应起来。这些‘新国粹’，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的效用。”

走出国门的艺术家

4月底，吴冠中将自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66件捐赠给上海美术馆，这位老人没有选择北京，而是选择了更加洋范儿的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这个城市更加开放和创新”。

如何整合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为我所用？如何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来进入中国传统文脉，让新鲜的形式主义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60多年前，第一批旅法艺术家就开始了他们的尝试，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今天已经成了“西为中用”的榜样。

事实上，在当年的法国，抽象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写意，来自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的艺术方式，也是在这种“开放和创新”的大胆尝试中成功结合的。60年后，吴赵朱三人架上作品的拍卖价格在华人中遥遥领先，无人望其项背。西方人在认识他们的作品时，即使对其实质知之甚少，也会被与他们熟悉的抽象表现主义相似的形式所感染。

往后看，蔡国强、徐冰、黄永砯、谷文达等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走出国门，距吴冠中留法已经40年。在后现代主义被广泛倡扬的文化语境中，这批华人其实走的是吴冠中当年的老路，却成了西方艺术圈的华人名单中的新面孔。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被视为极具创新精神的徐冰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坚持。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方式：“当一个人知道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仍然投入了自己所有努力的时候，最高的成就便达到了。” 他追问语言和图形的关系，并且将这种追问以图像表达出来，《天书》、《何处惹尘埃》都是他思考的表达。后者在2004年获得英国威尔士阿尔特斯·蒙蒂(Artes Mundi)国际当代艺术大奖，评委会主席奥奎称赞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的界限，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这句话既是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也是世界艺坛判断一个中国艺术家是否具有国际性的标准。

而对于蔡国强来说，海外的生活真正改变了他的艺术方向。旅日期间的文化反思让他处于压力的中心，而突破求变的尝试则赋予他革新的力量，“自我殖民的痛苦，始终困扰着日本的艺术家”，后来被费大为鼎力推荐的蔡国强那时经常对自己提问：“建立真正的批判体系——能不能不按规定出牌，能不能放下那些被遵循已久的规则？”这可以和他后来提出的“艺术可以乱搞”相互印证，他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鲜明的“中国符号”——《草船借箭》使用了来自泉州的渔船，《文化大混浴》则运用了中国园林的要素与中药，同时，他还主持了中国官方的APEC会议开幕式烟火设计，8月8日的奥运会上，他将和张艺谋一起用烟火制造中国形象。

谷文达的创作也选择了传统绘画和书法，他以错字和口号创作了一系列的大幅水墨作品，他甚至选取50首唐诗，以英文转译，并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刻于碑石之上。业界人士在私下常说谷文达是最有长远打算、整体设计和精确控制的艺术家，这在《联合国》和《红灯天堂计划》中可以发现。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有力的文化讲解人，不断阐释着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语言障碍，谷文达曾在1984年到1986年间不断受到刁难甚至关闭展览的威胁，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信念，一度成为当时艺术先锋的榜样。

黄永砯最著名的行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将一次展览中的作品展出后全部烧掉，焚烧的现场，用石灰在地上写上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通过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以一种狡黠的方式表现了他试图进行所谓的“中西艺术合璧”而得出的抽搐扭曲的结果。

正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展出的“占卜者之屋”是尤伦斯开幕的第二个展览，“占卜”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所运用的工作方法之一，通过易经的占卜，他试图创造一种和当代艺术的距离，观察这个世界。

坚强的中国性

就像电影界一样，章子怡、成龙、李连杰无一不是靠“中国功夫”打进好莱坞，西方认定的“中国符号”已经为艺术家们定制了游戏规则，了解了这个规则，就不难理解何以《功夫之王》里的孙悟空和金燕子、白发魔女天上地下地打作一团。

当代艺术界当然也不会例外，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们必须选择“中国元素”，才能满足西方学界对于东方文化的神秘期待。而旅居海外的游牧经历，可以让艺术家们获得充分而宏观的视野，相比于国内艺术家，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突破单向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近距离地抓取现实变化和艺术动态；也是因为他们在西方生活，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得到关注，而费大为、侯瀚如等进入国际策展人行列的华人，也在不失时机地给华人艺术家制造机会。

只是，中国元素与中国艺术硬实力之间，依然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