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在濒危与繁盛间跋涉（图）

“哚—哚—”，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工作间里，王文达老人用刻刀小心翼翼地雕琢着手里的木版。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的四位传承人之一，从1960年进入师门学徒至今，他始终没有放下这门手艺。眼下，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和几十公里外的杨柳青镇，仍然精通这门刻版技艺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直到今天，这位64岁的老人仍然没有找到中意的徒弟。

几公里外，天津古文化街。字号林立，绣幡飞扬，满眼的杨柳青年画，为戊子新年平添了几分喜气。这时，正是杨柳青年画销售的旺季，作为礼品，作为收藏，大大小小的年画被旅游者带往四面八方。

“杨柳青年画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文达沉吟良久，说道：“现在来看，把杨柳青年画传承下去，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它的未来在哪里？民间艺术，如果缺乏了生命力，一样会被淘汰的。”老人表情凝重。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已经失去了生存土壤的杨柳青年画，在繁盛与濒危之间，在从年节用品向时尚艺术品的蜕变中，艰苦跋涉。

盛衰兴亡

天津市区以西20公里的杨柳青镇，以杨柳依依得名，以木版彩绘年画著称。

南依京杭大运河，北靠大清河、子牙河，杨柳青曾是北京以南最重要的驿站。自明代开始，随着大运河重新疏通，苏州桃花坞年画及雕版艺人北上，处于南北枢纽的杨柳青地区，年画生产渐成风尚。至清中叶，杨柳青年画达到全盛，杨柳青镇连同附近乡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古镇之上，有六十多家大型画店鳞次栉比，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据说，当年仅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有百万幅之多。今天，走在杨柳青镇上，穿行于“戴家胡同”、“健隆胡同”，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盛况。

毗邻京畿，杨柳青吸引了不少文人画师，年画做工愈发精致，一度作为贡品选送大内。故宫现存一对“金瓜武门神”，据考证与目前杨柳青年画社出版的“门神”出自同一底本。直到今天，最大尺幅的杨柳青年画仍被称为“贡尖”。

在发展过程中，杨柳青年画逐渐形成木版印刷、多重套印、手工彩绘的特色，和其他地方木版年画纯自印刷迥然有别，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成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最为著名的一宗。

鸦片战争后，战乱不止，杨柳青镇年画生产一落千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通中断，传统画坊几近湮灭。

抢救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后，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随即展开。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员对杨柳青年画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很快给镇上仅存的一家年画作坊寄来了500元钱。

1953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倡导下，韩春荣、霍玉堂等六位老艺人组成“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恢复了生产。

1956年，“杨柳青镇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国各地专业画家、国际友人不断前来视察、调研和参观，画社影响逐渐扩大。

1958年，天津荣宝斋、德裕公画店归并，成立“天津杨柳青画店”，后更名为天津杨柳青画社。它的成立，使杨柳青木版年画成为我国最早被国家以成立专业性经营单位方式予以保护的艺术种类。

随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杨柳青年画的抢救——画社四处寻访，收集了6000余块年画古版和明代以来的年画样品一万余张；而老艺人们云集画社，也使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的全部制作技艺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霍玉堂之子、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人之一霍庆顺至今还记得那个“河里冻着冰”的冬天——1960年的正月初二，周总理亲临杨柳青画店，对年画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王文达和冯庆钜，是1960年画社招收的第一批学徒中的两位，同年随画社迁往天津市内。此后30余年，杨柳青镇再无一家个体年画作坊、店铺。

产业沉浮

迁入市内的杨柳青画社几经沉浮。

上世纪60年代，年画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木版手绘年画基本被机制印刷年画挤出了市场。画社以出版连环画、胶印年画等产品的收入，补贴传统杨柳青年画的抢救与保护。进入90年代，伴随经济起飞，家居环境的改变，胶印年画需求大幅滑坡，画社经营一度陷入困境。近几年来，传统木版手绘年画作为艺术品重获青睐，产量逐年攀升。目前，画社每年传统木版手绘年画销量稳定在3万张上下，年收入五六百万元，在经济上已经实现自给。

近年来，有关方面对杨柳青画社的支持持续不断。

2004年，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历史追溯、整理及研究工作启动。同年，天津市文化局和杨柳青画社在天津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保护工程研讨会暨杨柳青画社藏品展”。

2005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精品展”，引起轰动。

2007年，杨柳青画社被命名为天津老字号，成为天津标志性品牌商铺。

除杨柳青年画社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民间年画作坊也在杨柳青重新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以霍玉堂两个儿子霍庆顺、霍庆有兄弟为代表的霍氏家族在杨柳青镇建起了新时期镇上第一家年画作坊。如今，王文达、冯庆钜和霍庆顺、霍庆有兄弟被命名为杨柳青年画传承人。在霍氏兄弟之后，杨柳青镇已陆续出现近50家年画作坊、60多家年画店铺，有700多人从事年画的制作与销售，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化的杨柳青年画制作，经济好转、影响力日盛。

技艺传承

王文达、冯庆钜这两位16岁入社、今年同为64岁的老艺人仍然感到并不轻松。作为传承人，“承”已在身，“传”给何人，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画社现有在岗职工129人，从事传承与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有83人。由于经济困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以前，画社没有进新人。按规定，老师傅在55岁以后就面临退休，但那些入社不久、20多岁的年轻人目前还没有出师。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徒弟传承刻版技艺，时至今日，还只是王文达的一个“期待”。

即便是现在招收的新人，两位老师傅也不敢打“包票”一定能留住：“对掌握年画制作技术的人，杨柳青镇上的作坊求之不得，那里待遇比这里高。”

其实，“镇上的作坊”同样面临人才的匮乏。

“整个杨柳青镇的年画作坊，除了我兄弟霍庆有，真正懂刻版的，真的没几个。”霍庆顺坦言，自己的“玉成号画庄”绝大部分的木版，也出自河北武强刻版师傅之手。“会刻版的师傅少，肯下功夫学刻版的徒弟也少。学刻版，至少要两三年才能入门，不可能马上见回报。家长都不愿意孩子学这个。”

杨柳青镇上规模最大的一家年画社“古柳祥画庄”，年销售额超过300万元。但其年画的刻版、手绘“主力”，大多是杨柳青画社的退休师傅。总经理李艳成表示，老师傅的年龄越来越大，精力渐渐跟不上了，但招新人太难。前几年曾送几个徒弟去学习，但学成之后都没留住。

杨柳青年画业协会会长李明禄2005年曾参与了天津市西青区年画普查。他证实：目前，在杨柳青镇内作坊，除“玉成号”外，只有“古柳祥”有少量木版。

杨柳青镇隶属西青区。为了打造杨柳青年画品牌，西青区政府不遗余力——2003年，专为杨柳青年画集中展示和销售提供平台，建起了杨柳青明清街和杨柳青年画馆；投资200万元组建了天津惟一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建立了杨柳青年画数据库；鼎立支持《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的发掘、整理和出版。

对于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样是关注的焦点。西青区已经将年画制作纳入区地方九年义务教育教材。2004年，西青区还与南开大学合作开办了两年制的年画培训大专班。

十年树人，中小学的年画教育还远未到收获的季节。而2006年刚刚毕业的大专毕业生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仅仅一年多，20人中仍然从事年画生产的，仅余半数。

“孩子们真爱学，当然是好事。但要我说，大多是还是为了混文凭。”霍庆顺快人快语，“我曾经给一些美术老师上课，可是其中80％的人也就是为了评职称。现在的孩子耐不住这份寂寞，吃不了这份苦！”

“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有勾、刻、印、绘、裱五大工序。一个艺人一生中精通其中的两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是真正的杨柳青年画精品从来不署作者姓名的原因。”指着工作室墙上的一幅“五子夺莲”图，霍庆有说，“比如彩绘，看上去不就是上色嘛？但是，杨柳青年画最讲究色彩搭配——红要红得艳，但不能过火；蓝要纯蓝，又不能降低年画欢快的基调。你看，那娃娃肚兜上的蓝色的小花，在木版上是没有的，要靠彩绘后期加上去；那裙边，漆黑加上白点，质感一下就出来了。我的两个姐姐干了50多年彩绘，直到现在，还在不断研究。”

文化传承

目前，除了保存在杨柳青年画社的6000多块旧版、万余张画样外，尚有一些旧版、画样散落在民间。西青区文化局在刚刚完成的普查中，共征集到旧画版300多块，画样1500多种。

但是，在市场上能见到的杨柳青年画，不过区区几十种而已。

“杨柳青年画？不就是‘娃娃抱大鱼’么！”在普通被调查者中，这是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满街的杨柳青年画看过去，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果真如此么？

年逾七旬的著名民俗专家、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仲先生抱病在寓所中接受了采访。

“植根于农耕文明中的杨柳青年画，是‘活化石’，是中国文化的沉淀物，又是反映民俗生活的一面镜子。”张仲说。

张仲介绍，年画的题材，可分为界画、朝衣大像、娃娃样、时样节景、财迷样、十样锦、吉祥富贵图、戏出故事等。其中，“耕织全图”、“五谷丰登”等，是农民对自身生活的写照；“三年早知道”、“庆赏元宵”等，是反映中国岁时节令、研究民俗学的形象资料；“门神”、“财神”等神仙道释，反映了世俗心态；“完璧归赵”、“水浒忠义堂”等，来自小说、戏曲；“连年有余”、“麒麟送子”等，或通过谐音或利用物象，呈现世俗认同的吉祥寓意；“学童顽戏”、“仕女游春”等，展现了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荷亭消夏”、“瑞雪丰年”等，描绘的是世俗最欣赏的四季风景；“李白醉酒”、“孔夫子周游列国”等，是对杰出历史人物的歌颂；“堂开五世，调艳双簧”、“庄公闲游”等，则是绕口令、劝人方，反映了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学堂图”、“杨村大捷”等，反映的是当时时事，可谓“新世相”。

而从艺术角度看，杨柳青年画想象大胆、造型夸张、散点透视、构图布局灵活、色彩对比鲜明、文字旁白稚拙、手工工艺痕迹明显，这些，无不透露出民间艺术的勃勃生机。

“如果把杨柳青年画放在当代文化环境的大屏幕上，我们会看到一种显影：中国过去时代的农民的心理流程。”张仲说，“所以，杨柳青年画保护传承的意义，不仅仅在技艺层面，更在文化层面。”

无论是市内的杨柳青年画社还是镇上的年画作坊，迫于经济压力，所开发的品种，往往是市场所“认同”的。而对于杨柳青年画深层文化的发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杨柳青年画，并没有真正远离濒危。

发展创新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如何出新，是杨柳青年画将来的亮点和生命力所在。我觉得，现在缺乏的，还有杨柳青年画的专业研究者。统筹考虑杨柳青年画的继承与发展，需要专家级的研究者。”王文达说，“我只是个手艺人，努力在刻版这方面适应更高的要求。但如果根本就没有新要求，一切就只是‘空谈’了。”

墨守陈规，必然不断退化；欲有新变，又谈何容易。

在杨柳青镇，很多作坊采用丝网印刷替代传统木版印刷，如今，这样背离杨柳青“木版彩绘”传统的“创新”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定。连逛街的游客都会问上一声：“是木版印的吗？”在调查中，已经有不少作坊表示要向木版印刷回归。

在杨柳青画社，创新也在进行中，但似乎，还仅限于“包装”形式的变化。

刚刚卸任西青区文化局局长的马中良先生同样一语中的：“杨柳青年画是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基因库！”马中良多年来推广杨柳青年画不遗余力，对此，他态度鲜明：“杨柳青年画的产业化只是手段，其核心还是保护和弘扬；将年画与旅游业结合，为的是通过公众了解，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当年画成为艺术品、当传统再度轮回为时尚，经过300多年跌宕起伏的杨柳青年画，“突围”之路又在哪里呢？

今年，投资数千万元的杨柳青年画艺术中心将在天津市内破土动工。对于杨柳青年画的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有责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