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作品下的艺术生存现状

在最近一次保利夜场拍卖中，石冲的《今日景观》以1650万元的天价被拍出

连续涨停 与我有什么关系

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保利夜场拍卖再次改写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曾梵志的《面具No.14》880万元的成交价是估价的8倍；张晓刚的《同志系列：男人》刚刚以176万元创下其小幅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他的“姊妹作品”《同志系列：女人》就以198万元再次刷新了这一纪录；刘野的《大旗舰》从120万元的起拍价一路直冲，直到935万元方被买家买下；毛焰的《记忆或舞蹈的黑玫瑰》，一番激烈的争夺后，这件估价200万至300万元的作品，最终以984.5万元的成交价收场；而作为本专场拍卖图录封面的拍品——石冲的《今日景观》最后竟然摸到了1650万元的高价……几乎每个拥有财富意识的国人，都被连续涨停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数字刺激得神经紧绷，倒是这些作品的作者的态度显得相对放松，张晓刚一句“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似乎道出了天价作品下的艺术生存现状。

宋庄的“分母”们

住在宋庄的小五并不知道什么保利夜场拍卖，他认识毛焰，毛焰不认识他，在宋庄的画室兼居室，是和两个朋友合租的，为了这个三分之一的空间，小五一个月要付出350元，“我在宋庄已经呆了快五年了，应该说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想当年当我满怀理想和激情冲到宋庄时，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如果一天能吃上两顿清汤挂面，我就相当知足了。”小五从小学画，在美院学习期间他画的“行画”在圈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当时还是太年轻，总觉得给别人画那些没有思想的东西太埋没自己了，总想搞出些属于自己的艺术，但事实终于教育了我，什么艺术，吃饭是第一位的。”

到宋庄前画行画，到了宋庄挣扎了一段之后，还是画行画，之前为了实现所谓的艺术理想，之后还是为了实现所谓的艺术理想，但小五却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反而距离所谓的艺术越来越远。“现在来宋庄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买艺术的，有卖艺术的，有炒艺术的……当然也有追求艺术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一起吃着挂面，喝着啤酒，聊一聊那些从宋庄走出去的名人们，但也就是聊聊。酒醒之后，住在宋庄的绝大多数人依旧会被村头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乡音吵醒，然后努力思考着下一顿挂面的着落。”现在的小五也会进行属于自己的创作，每画出一张，就会有固定的画商来收，价钱虽然不高，但却已经让小五的日子过得不错了，至少想吃就可以吃上涮羊肉。“听说我的画已经让画廊卖到外国了，而且价钱不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我觉得除了画画的时候，自己已经麻木了。”

经常买小五画的画商正在和小五商量合作办展览的事，他的条件之一是让小五赶紧赶出一批作品出来，但小五表示只能尽力，因为他现在正在为宋庄的老乡们要收回他的房子而发愁，“宋庄因为艺术出名了，我们不是受益者，现在老乡们都觉得自己房子升值了，不是要涨租金，就是要把已经卖给大家的房子要回来。尽管事情已经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但结果估计对我们不利。毕竟真正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人是不会住在宋庄的”。小五正在做着最坏的打算，但要找到一片类似宋庄的地方太难了。从圆明园到索家村再到如今的宋庄，应该说，每一次所谓北京艺术地图的变革都是被动的，但又无能为力。“与当代艺术品的高调不同，我们这些艺术的‘分母’们与其说是在画画，倒不如说是在画饼。”不过即便如此，小五依旧坚信找到下一个宋庄还是可以实现的，“毕竟这要比再出现一个毛焰或是石冲显得有可能多了”。

但在这样一个能把艺术具象到数字的时代，谁又能保证小五就一定不能成为下一个石冲呢？但这一切其实大体与小五无关

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记录的是90年前后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的生存状态。在影片的末尾，大部分片中人都出国寻求发展。

圆明园的经济链

中国当代艺术品今天的爆发，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预料的，客观地说与时机的积淀有关，与时代的积淀有关，但与艺术的积淀关系不大。这种情况与形成于北京大大小小的所谓艺术村落比较类似。就像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圆明园画家村，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艺术院校的学生不满于当时的分配政策——他们不愿意闲居北京或流落外地。他们原本就聚集于海淀区，之所以渐移到圆明园，就是因为圆明园农村的房价便宜，而且有大量空房。至于后来成为社会上盛言的艺术胜地，其实是与圆明园诞生的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所谓国产艺术家，多已飘摇海外，但他们深知艺术生存的艰难，为了这些后来者，更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将所谓圆明园画家村构思成为海外提供廉价产品的原料市场。

再后来的事就比较清晰了，画商来了，代理人来了，经纪人来了，媒体来了，甚至画廊也来了，圆明园成名了。

但与媒体把圆明园画家村类比成巴比松、格林威治村不同，把聚集于此的所谓画家渲染成一群梵高不同，在事情的基点上，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到大都市在现实中寻找机会，后者是放弃大都市的机会在放逐中需找自我。对于要吃饭的一群人来说，聚在一起的机会总会大于个体的流浪。这就是艺术的生存现状。

王小帅影片《冬春的日子》则讲述的是当时还未成名的画家刘小东和喻红夫妇在90年代初振荡的经济环境下迷茫的生活状态。而10年之后，正是刘小东，他的画作《三峡新移民》拍了2200万的历史最高价。

绝大多数人不会料到，在圆明园这个地方后来会走出如此众多的天价艺术家：丁方、方力钧、岳敏君、伊灵、杨少斌、徐一辉、迟耐、鹿林、魏野、魏林、祁志龙、王庆松……圆明园如是，索家村如是，宋庄也如是。

按照策展人杨卫的说法，其实类似圆明园之类的艺术村落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所谓艺术家们而言，在很大方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圆明园，我们学会了春天怎么种植希望的花朵，夏天怎么下水捞取肥胖的河蚌，秋天怎么腌制可口的咸菜，冬天怎么生起温暖的炉火……每个人对艺术都充满了理想，大家当时非常勤奋，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开始画画，中午啃个馒头，继续画，基本连续工作10小时，处于疯狂状态。艺术需要理想主义，或者说是纯粹的英雄主义，一件作品除了经济价值外，更多应该体现的其实是精神价值。这种精神圆明园有，宋庄少了，以后估计就堪称稀有了。”

方力钧也时常回忆自己在村里的那段日子。在那里他创作出了一种玩世不恭、嘲笑一切的风格，并且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1993年，方力钧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接着他登上《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但现在的方力钧已经脱离了这种所谓“村”的生存状态，他更喜欢呆在自己安静的画室里，“太闹了。钱闹的。”

草场地火了，798人流如织，酒厂也进入了北京的艺术地图……但这一切属于所谓艺术的辉煌，仿佛却又与创造这些艺术之人的生存现状无关；圆明园消失了，索家村快没了，就连宋庄也面临着被拆的命运……曾经的艺术居留地，回头一望竟然已是乌有之乡，什么艺术，宛如大梦一场，时光一去如棍棒，感觉就像曾经是圆明园画家村中的一员黑子说的，“所幸我们仍未成功，仍未失败，仍在梦想的野地里摸索，仍旧痛苦，仍旧快乐，仍旧热血沸腾，仍旧历经沧桑。”

中国式画廊

被爆炒哄抬的中国当代艺术，用高昂的价格支撑着浮浅同一的内容。某些画廊和艺术家经纪人亦只重眼前利益，不注重自身艺术领域的形象建设和专业上的树立，狂热地逐利和投机，由此也真正引发了艺术家群体因市场的暴涨而盲目自大的浮躁现象。短短几年的时间，如今仅在北京的一个大山子艺术区，就可以轻易地找到上百家画廊。而每年一度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已经成为画廊经营者首选的对象。画廊作为艺术品经营的一级市场，对整个艺术品市场的带动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由于拍卖会的异常火爆，收藏家的消费习惯，加之画廊从业人员的经验不足，使得画廊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

人人都爱开画廊

黄燎原和张浩铭合伙开办的北京现在画廊，虽然还年轻，但生意火爆、人气旺盛绝对是这家画廊最合适的注脚

远远看去，一幅普通的白色画布，看不出任何作画的痕迹，靠近了才发现，白布上布满了浅浅的线条，似有似无、若隐若现。 在北京现在画廊正在展出的“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上，8位资深中国抽象艺术家的30余件作品，让鲜少接触抽象艺术的观众领略了别样的艺术风情。

黄燎原和张浩铭合伙开办的北京现在画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临湖而建，成立于2004年9月。论在艺术圈的地位和影响力，马上要过三岁生日的现在画廊还算年轻，但生意火爆、人气旺盛绝对是这家画廊最合适的注脚。

虽然现在画廊重量级人物的作品镇馆，但屡屡拍出天价画作的张晓刚(左)、方力钧都是黄燎原（右的朋友

1990年代初期，红门、香格纳这些外籍人士所创立的画廊陆续来到一片荒芜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艰难的垦荒过程差不多延续了十年，他们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与投资不断升温的大环境下迎来了自己丰收的季节。 与这些画廊相比，黄燎原的现在画廊完全是在本土化运作经营的基础之上，尽管他被评论为“善于炒作”，“没有一流的专业收藏家”，但现在画廊开业后的前三场展览就收回了前期所有的投资成本，七个月后就开始全面赢利却是不争的事实。杨少斌、张发志、何森、王迈这些起初并不红火的二线艺术家们在现在画廊“好风凭借力”，很快就以五倍或者十倍左右的价格涨幅冲击一线艺术圈的阵容。黄燎原选择艺术家的直觉和经验也因此而闻名圈内。

交友甚广的黄燎原在那时和许多漂在北京的前卫艺术家，如张晓刚、方力钧等人结成了好友，经常请大家出来喝酒聊天。而当时那些在清苦的生活与执著的理想之间挣扎的艺术青年们，便纷纷把自己的画作当做礼物送给这位性格爽快的好哥们儿。如今飞时如梭，当年默默无闻的年轻面孔多已成为当代艺术圈中的招牌形象，而黄燎原手中也收藏了多幅这些重量级艺术家们最早期的原作。

1999年黄燎原有了想办个画廊的想法，但那时整个艺术品市场形势低迷，圈内的好友方力钧也力劝他暂不要做。直到2003年自己中学时代的校友张浩铭找到他，两个同样对艺术品鉴赏和收藏都有兴趣的人一拍即合，着手逐步将想法实现。黄燎说：“我知道这不容易，我身边做画廊做得愁眉苦脸、成天满地找牙的朋友着实不少，但我还是决定做。一是出于对老张的信任，二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和美术界的关系何止千丝万缕了，三是我的画廊梦未断。”他们之间的合作很简单，两人股份对半，但是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全部由黄燎原负责。

当代艺术市场的转机

虽然之前黄燎原说：“我们做好了赔钱的打算。”但开馆的反应并非如此。

2004年的“非典”刚刚结束，那时候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并不被看好，可黄燎原开画廊的决心义无反顾。画廊的开馆展选择的是杨少斌的个展。杨少斌作为国内“暴力美学”的代表人物，其血肉横飞的血腥图像几乎全部卖到国外。而现在画廊在开展当天就卖出了九件作品，比杨少斌在德国亚历山大画廊展览开幕前卖出七件作品的国外最好业绩还要高。 首站告捷后，黄燎原又邀请到岳敏君、王广义、展望、方力钧、曾梵志、刘野、叶永青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前卫艺术家，做了“板起面孔——中国现在艺术第一次版画联展”。开幕当天就销售了70多万人民币。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许多艺术家积存多年的版画也销售一空。 “没有任何艺术品不具备商业价值。”黄燎原如此说。擅长策划的他借鉴原先在中国推广摇滚乐、做唱片公司的劲头和经验，来经营画廊和普及当代艺术。

现在画廊的出现时间恰好是和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与投资开始升温的年份互相吻合。2004年，嘉德春季拍卖会总成交额3.6亿元，创下了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2005年，全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接近200亿人民币。

支撑一个画廊最基本的要素除了画廊经纪人本身的品位和对艺术的鉴赏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团结一批收藏家。一个画廊成功与否，在一定比例上看它有没有一定规模的收藏家，这些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画廊最基本的情况。“有些我带他们入行的藏家刚开始是为了帮我，但几个月后，我就提出要把卖给他们的作品加价买回来，因为现在艺术家的价格涨得很快，有人买不到东西就会在画册上翻看，提出要买已经被卖掉的艺术品。所以，他们莫名其妙地一两个月挣了一倍的钱，到现在，不让他们买都不行了。”

按照黄燎原的定义，是“我们自己一手培养的最年轻的艺术家，当时我要做张发志的时候，有些批评家觉得他的东西没法做。但我这个人比较拧，我会看准了一个东西，死命把它做出来。”当然，双方漫长的签约期限和画廊获得超过国际画廊五五惯例的销售比例分成保证了这笔投入的物有所值。黄燎原说：“现在他出来以后市场非常好，包括中国现在最火的几个艺术家都在订他的作品。”黄燎原坚持要把中国当代艺术称为“中国现在艺术”。当时光顾他画廊的收藏家有90% 都来自国内。“他们都是我一手培养的。”他笑着说，“中国许多收藏家的眼光比较滞后，关注的作品还停留在写实阶段。”

与大多数经营当代艺术品的画廊不同，现在画廊成立初期90%的买家都是中国人，现在黄燎原周围渐渐形成一个出手阔绰、行为低调的新兴国内收藏家群体。原先大型音乐活动的投资人、娱乐圈的朋友都开始跟着黄燎原买画；许多被黄燎原不断游说而来的人，由偶尔捧场变为自觉地关注当代艺术品市场；还有一些原先已经起步的收藏家也跟着黄燎原从“写实”转向了“前卫”。连陈丹青也常对那些收藏家说：“你们应该跟着燎原走。”

如今，黄燎原的主要工作是力推代理的艺术家进入美术馆、博物馆等一些重要的艺术机构。为此他在2006年带领现在画廊转战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博览会、佛罗伦萨博览会、西班牙马德里博览会和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这些博览会历来云集国际大收藏家、策展人、艺评家、博物馆负责人等众多艺术界重量级人物，也许会给现在画廊带来各方面的新契机。

“把中国当代艺术留在中国，”黄燎原对此显得信心十足，“中国的艺术要想立足，还是需要中国的本土收藏家。”

天价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认为，在国际市场上成名的中国艺术家们也一夜间暴富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拍了2200万元，但是据圈中人士透露，当年他这幅画卖给画廊时才卖了不到100万元。当今许多一线画家和刘小东一样，比如张晓刚、方力钧、苏新平、马六明等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拍卖的画作都早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而那些令人炙手可热的价格与他们并无瓜葛。那么天价究竟和谁有关，或者换一种说法，成为天价到底需要怎样的必备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像黄燎原这样的画廊经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软性指标

A.艺术家的才气——这一条在过去的一般认识里，应该是判断一个艺术家优劣的首要条件，但随着观念的改变和市场运作的成熟，它已经逐步退居二线了。当然，它仍然很重要，只是这种“才气”是否合乎潮流似乎更重要。在如今这个媒体时代，选择的多重性，使艺术家比凡·高的年代有更多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无奈，当艺术真的回归人民面向大众时，艺术家反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艺术家也在被“选美”。凡·高是一个奇迹，他除了是艺术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炒作”的奇迹，这毋庸置疑。但是，现在很难再出现凡·高了，现在是一个影像极度过度的时代，时代选择天之骄子，时代不再给后人留有余地了。所以，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必须要有极其强烈的符合这个时代的气质和气息，能够在这个时代立足的艺术家，都是把手扣在时代脉门上的人。所以，这个时代艺术家的“才气”首先应该包括他的观念、思想、情感、判断、行事方式和表现内容，最后才是作为“手艺人”的那部分手艺。

B.艺术家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每个艺术家同时也都是他自己的经纪人，这个“作为经纪人的一半”是否发展成功，对艺术家至关重要，因为如今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模式和方法，与过去年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经纪人制度的诞生和确立。所以，现在一个好的艺术家，大多都是一个社交的高手，不懂社交的艺术家基本上属于断了一条腿的人——行路难！这真正是一个好汉需要三个帮的时代。

C.批评家和策展人的抬举——批评家和策展人其实和画廊与媒体在某个层面上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发现并推荐艺术家或者一种艺术观念。由于批评家和策展人属于艺术界的权力机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掌握着艺术家的生杀大权，所以艺术家和他们的关系如何，有时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的前程。批评家在观众到达之前介绍艺术家，而策展人则让艺术家登上舞台。

D.媒体的关注程度——在国外，大艺术家就是公众眼中的明星，而在国内，艺术家对百姓而言还什么都不是。但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随着中国现在艺术在国际舞台频繁亮相，中国的媒体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艺术家。

E.博览会——中国的博览会暂时还不能作为一个指标，因为它太宽松了，任谁人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去摆地摊儿。但海外有一些著名的博览会是很难进入的，它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瑞士的巴塞尔博览会、法国的菲亚克博览会等等，那些场所往往大师林立。

硬性指标

A.展览经历——展览经历主要是看艺术家参加国内外大展的经历，比如双年展、三年展，其中又以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为最高阶梯。从1993年以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以架上绘画为主基本上都参加过这三大展中最少一个展览，他们在参加这些展览后，大多数人都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人生里程。但是，这个潜规则在2003年遭到了“挑战”，因为策展人侯翰如将“一列广东火车”（几十个艺术家开进了威尼斯。一些历史没有那么悠久的双年展，也渐渐令人瞩目，成为艺术家渴望搭乘的国际航班，比如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里昂双年展、光州双年展、布拉格双年展、上海双年展、悉尼双年展等。另外，一些国外重要美术馆、博物馆组织的展览也很重要，它们让我们的艺术家有机会和世界级的大师比肩而立。再就是艺术家的个展经历了。

B.收藏经历——收藏经历是判断一个艺术家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收藏经历主要是指一个艺术家作品被那些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家和其他重要机构所收藏。一般而言，只要被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对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荣誉，而如果被那些收藏有很多大师作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则又万分重要，比如MOMA、古根海姆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塔特美术馆、路德维希博物馆、格拉兹美术馆、蓬皮杜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而国外有些大收藏家也十分了得，他们的收藏有时比一座中型美术馆还要丰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影响到美术潮流的发展和一些国际大展的走向。

C.拍卖经历——拍卖虽然有较浓的商业气息，但是在这个“金钱唯一”的时代，商业几乎是评判艺术品好坏的“唯一比较公正客观的标准”——当然，商业是随时代潮流而变的，今天的抢手货很可能变为明天的粪土，能够坚持屹立不倒的艺术家就是大师。这几年，各大拍卖行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现在艺术，国内的嘉德、华辰和翰海，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两家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曾梵志等人的作品在拍卖会上迭创佳绩，屡走新高。

D.代理画廊—— 一个艺术家被什么档次的画廊代理，也表明了这个艺术家的档次和受重视程度，目前代理中国前卫艺术家的著名海外画廊有法兰西画廊、亚历山大画廊、东京画廊、麦勒画廊、小山登美夫画廊、汉雅轩、少励画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