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的“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大历是唐代宗年号，建中是唐德宗年号，但唐代文献中却从未见有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记载。

最早记录这两种钱币的是五代张台的《钱录》，此书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历、建中两条中都引用了张台关于这两种钱币的记叙。

关于大历钱

张台曰：大历是代宗年号，计此时所铸。可见张台并没有看到确凿的文字资料，他的结论仅是依据钱面年号估计的。

关于建中通宝钱

张台记叙的比较详细：张台曰：按此钱未施用，今民间往往有之，轻小于开元钱，径一分，重二铢以下，文曰建中通宝，文字漫暗，铜色纯赤，肉好薄小，殊乖白铜大钱之义。应该说张台对钱币本身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因为找不到史料依据，把它系于白铜大钱就错了，这一错误也正说明唐末五代时期人们也并不清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来历。

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对其有准确的认识，试图发掘新的史料，于是洪遵就把这两种钱币与大历四年正月第五琦在绛州、建中元年九月韩洄在商州铸钱的事联系起来了，认为岂非当时铸此耶，后世学者多据此认为当时铸造的就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这种推测缺乏根据，首先因为新、旧《唐书食货志》都没有明确说明第五琦和韩洄铸的是什么钱；建中元年所设铸钱炉比大历四年设炉多一倍，但出土发现的建中通宝却比大历元宝更为稀少；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铸造的这两种不同的钱币，每次又都相互伴随，同时出土。

另外，更难以解释的是这两种钱币到目前为止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商州(今陕西省商县)等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中还从未见有发现，而已知的出土发现却几乎全部都集中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为中心的地区。

虽也有人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在新疆地区铸造的，但又提不出充分依据。彭信威先生则认为更可能是私铸，但又说论理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牟利者只有销钱为器，岂肯溶器铸钱?唐钱的钱文应当直读，乾封时一度违制，改为环读，旋经更正，论理不应再犯。大历钱(建中钱)却是环读，似乎不是官铸。

然而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待解决的问题。遂使这两种钱币的来源成为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