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

银元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上海发生的一场经济风波。由于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获取如同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暴利。

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不久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平息了这一银元风波。中国政府称此次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本人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一、背景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1949年的特大洪水更是雪上加霜。1949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25%。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否尽快度过，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当1949年5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替代国民政府控制上海时，上海市军管会依照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这份文件中规定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并严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但是最早的人民币发行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保证，加上20世纪初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和金元券政策的失败对上海商界的打击影响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了抵制。

这一现状被国民党特务利用，他们支持黑市资本巨头，蛊惑民族资本家，妄图在经济上击败中共。并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他们拒用人民币，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影响人民币的地位。

二、银元投机风潮

出于各种心态，人们开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贵金属，加上部分投机商人利用这个时机抬高白银价位，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开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终期限到来前，银元的价格从5月27日最早的1银元兑换100人民币，变成了6月4日1银元兑换1100元人民币的比价。

这样在上海，在实际上的流通本位币已经是银元，而不再是人民币了。同期上海的人民币发行量仅有20余亿，人民币只能用于购买小额货物，无法用于大宗的商业活动。上海部分商店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这件事情引发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央华东局的关注。为了尝试将银元风波压制，上海市委决定在6月5日抛售了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抛出31万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上海市场所吸收，仅仅起到了延缓升值速度的效果。

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这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压力，因为上海作为经济大都市和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存在少量国际贸易的城市而言，人民币无法流通和银元的疯狂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将被外界视为政府的无能，并且上海的举动很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城市北京也出现了少量抵制人民币流通的商业者。

这些影响将令政府快速失去民心。6月8日，中央华东局会议上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长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得到毛泽东许可。

三、政府活动

上海市政府得到授权后，由掌管财经活动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负责了活动。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在政府控制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唯一许可使用的货币，并发行人民币公债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在这之前的6月7日，市军管会宣布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缔银元投机活动。并警告了银元的投机分子。

这些行政手段并没有对银元市场造成足够的影响，因为这对于真正掌握银元市场的投机者而言并不造成根本性的损失。在上海市委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后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场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便衣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并发动上海市的群众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宣传建立新的金融新秩序的作用和意义。

这场活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

四、影响

银元之战期间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平息了这一银元风波。银元之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通过银元之战人民政府稳定了上海市的经济，并且彻底控制上海市。安定了民心，为人民政府接管大城市和调控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