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小拍为何屡放“卫星”

正当内地艺术品春拍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海外拍卖市场也是屡放“卫星”，只不过因为这些拍出天价的拍品，大都出现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拍卖行中，因而只有业内行家才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而从购买这些拍品的买家来看，绝大多数也都是资深藏家。

6月16日，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名为TESSIER&SARROU的拍卖行中，一件清乾隆寿山石雕九龙云纹纽“所宝惟贤”玉玺，高10厘米，宽8.5厘米，以150万欧元落槌，约合人民币1180万元成交，为国内藏家林霄竞得。印面达8.5平方厘米，硕大庄重，为同类宝玺中罕有之杰作。宝玺的云龙纽秉承乾隆帝一贯的慕古之风，应石纹随形巧雕九条龙穿行于云层之间，或隐或现，极见动感，仿若陈容《九龙图》的重现，令人叹为观止。拍品来自20世纪初法国驻华外交官家族。在该外交官写给“我亲爱的妈妈”的若干信件中，详细记载了他与满清皇室交往的诸多细节。

这并非是6月中的唯一“惊喜”，在瑞典乌普萨拉拍卖行中，来自诺贝尔奖金创始人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侄子的罗尔夫（Rolf Nobel家族的一件乾隆官窑大盘，估价80万至100万瑞典克朗，最终以820万瑞典克朗，约合760多万人民币落槌。另外一件来自斯文赫定考察团成员的郝麦尔博士（Dr. David Hummel的程门浅绛彩山水瓷板一组五块带框，估价6万至8万瑞典克朗，成交价为120万瑞典克朗。

这样的情况在6月还有很多，像在丹麦小拍中，一件乾隆时期的五联抱月瓶蜡烛台，虽然残破多处，起拍价才3000多欧元，但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近60万欧落槌，加佣金合人民币600多万。在纽约的iGAVEL拍卖行上，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贾全绘制的《乾隆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以7000美元起拍，经过58次竞价，历时一小时以348.5万美元落槌，加佣金达到了418.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了2600万元。

海外不知名的小型拍卖行屡屡产生天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众多国内资深行家的跨国参与。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开始到纽约和伦敦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参与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但是对于其中的资深行家来说，逐渐公开透明的价格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而来自海外那些小型拍卖行的拍品，由于源自一些著名的家族或者藏家，因而更值得关注。而从近年来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的拍卖市场来看，越来越多来自这些不知名拍卖行的拍品，也逐渐开始露面，并带来巨大的赚钱效应。

综观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一些天价，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当年都是出自“寒门”。像2011年北京保利拍卖会上，1.61亿元成交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最早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是在2006年法国第戎的Interencheres拍卖行上，其估价只有4万欧元，但是由于其是来自于法国将军德·耶赛(deGercey)的旧藏，因此在众买家势在必得终极以落槌价84万欧元，加上佣金后成交价100.8万欧元成交。

在2013年京城春拍中，一件清雍正·黄地青花三多花口高足碗以138万元的价格成交，而其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是在几个月前的梅洛斯&柯克（Mellors & Kirk拍卖会上，当时其落槌价只有5万英镑。藏家特意比较了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雍正·白釉葵瓣碗”，认为极其相似，并写在了拍卖图录上，这也是吸引藏家的重要的原因。

但有机遇肯定也会有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不仅最终的价格会也越来越高，而且其中的赚钱机会会逐渐的消失，并最终积累起一定的风险。就拿今年5月15日在邦瀚斯在伦敦新邦德街（New Bond St举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封面作品的一件嵌瓷屏风，估价80万至120万英镑，结果流拍，而这件艺术品在2013年意大利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为170万欧元。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只要是真正的珍品出现，无论是世界那个地方的行情都会以各种方式参与竞购的。而如果大家都没有热情拍卖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像今年5月在英国霍尔斯（Halls Fine Art Auctioneers拍卖行中出现的一件据说是来自大维德基金会的宋代定窑碗，成交价只有16000英镑。按照道理说，又是世界著名的瓷器收藏机构，又是市场热门的宋代瓷器，原本应该是受到激烈竞争，但最终只是到了一个市场平均价格，显示出藏家对其还是非常谨慎的。

对于许多不熟悉海外拍卖市场的人来说，在内地拍卖市场上看到这些艺术品，往往会觉得是“生货”，会产生非常大的竞拍冲动，其实许多拍品在海外早已被充分挖掘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