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艺术展揭示拿破仑的个人风格

“华丽装饰──拿破仑宫廷艺术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来自拿破仑一世及其家族十多座行宫的115件(套)展品首次在法国之外展出 邱妍

[ 家具和工艺品上的图案是赫赫战功的记录，而家具形态呈现的风格则是拿破仑本人作风的体现 ]

据说拿破仑·波拿巴一生坐过四张宝座，颇有纪念性的是放置于法国参议院的那张红木椅。它诞生于1804年，是专门为拿破仑登基而定制，131厘米高、87厘米宽，金色的扶手是两尊添加了双翼的狮身人面像，最引人注目的是深红色丝绒椅背中央用金丝线刺绣的大大的N字母，无声地宣布拿破仑时代的到来。

澳门艺术博物馆日前呈现的“华丽装饰——拿破仑宫廷艺术展”上，狮身人面像扶手宝座无疑是其中珍贵且极具威严的展品之一。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及法国国家家具暨织毯造办处合办，展品来自拿破仑一世及其家族的十多座行宫，包括桌椅、床柜、座钟、烛台、吊饰及挂毯等家具，均为首次在法国之外展出，共计115件(套)。

提起拿破仑，很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来自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先驱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画面上的拿破仑一身戎装骑在白马上手指高峰，表情坚毅，军事天才的形象呼之欲出。从土伦战役中的崭露头角，到马伦哥战役守住法国革命政权，再到奥斯特里茨战役后掌握欧洲大陆控制权，拿破仑像一个军事符号，演绎着法兰西版图疯狂扩张的狂想曲。

“全世界都知道拿破仑的军事成就，但其实拿破仑对法国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影响，我们希望透过展览呈现拿破仑的另一个侧面——对文化的贡献。”展览中方策展人翁谯说。

那么，除了当年令人惊诧的帝国版图，拿破仑还留下了什么？

从家具开始的复兴

拿破仑的家具凸显出他不同于以往帝王的“拿破仑帝国风格”。

一只被命名为“法厄同的坠落”的镀金青铜座钟有半米多高，钟表盘的外围雕刻讲述了太阳神之子法厄同的故事，他偷偷驾着父亲的战车，险些毁灭了世界。“我们把这只座钟当作展览的第一件展品，是因为它实际影射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局。拿破仑就是从这样的社会状态中开始了他的统治。”翁谯说。法国大革命前夕，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生效，工业危机加剧，而战争期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受到战争伤害的不只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王宫中的众多家具也在战乱中流失。拿破仑是个懂得一举多得的聪明君主。他把宫廷家具制造、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和扶持手工艺发展结合起来予以解决。而这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诞生的座钟，就像一个时代起始的符号，引出了拿破仑推动的时代复兴。

法方策展人玛丽·弗朗斯·杜佩·巴耶认为：“拿破仑掌权后，法国政府不断下订单给手工作坊，作坊大量生产家具用以重新装饰宫殿。此举充分显示拿破仑推动和扶持手工艺产业发展的决心。”

玛丽表示，拿破仑关注失业的巴黎工人，下决心确保工厂产品有稳定的销路。1807年初，他通令政府部门向营运有困难的厂家下订单，所订的产品将用来装饰他的宫殿。他也资助厂家，要求帝国政府以寄售方式提供贷款。如果工匠无法偿付皇家土地财政部提供的贷款，某些寄售的家具会被运往皇家家具储藏库暂存，一些家具产品也会列入储藏库的收藏。正是由于拿破仑的热切关注，法国政府才下了如此多的家具订单。展厅中的一幅油画还记录了拿破仑1810年造访法国皇室御用的戈贝兰织毯作坊的场景。

除了复兴手工艺制造，拿破仑对教育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802年的《关于公共教育的基本法》、1806年的《关于创办帝国大学的法令》以及1808年的《关于帝国大学条例的政令》等教育法令的颁布表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用国家权力保障了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使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和思想在人民中间得以延续。拿破仑时代的家具表现了对知识的关注，其中着重强调对女性学习的重视。

展览中一共出现了27只座钟，包括翠绿镀金铜及红色大理石的“学习女神”座钟、海绿色大理石的“阅读”座钟、黑色大理石的古希腊女诗人造型座钟。一只“阅读”座钟，雕刻着一位女子在桌旁读书的形象。桌子有一只音叉状的雕刻。据展览工作人员薛先生介绍，这实际是一只女性发卡。“在这件阅读造型的座钟上，女性的发卡经过了工艺性放大，体现了拿破仑时期女性在知识地位上的提升。”

统治的艺术

拿破仑偏好用图案的象征意义记载自己的荣耀。展厅入口正对着的一面墙上，醒目地挂着拿破仑骑在马上向士兵赐予荣誉之剑场景的挂毯。侧面墙上的另一张挂毯则是拿破仑于加冕大典后在卢浮宫的博物馆画廊内接见军队代表的场面。

“这些大型挂毯都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把人物神貌与背景细节细腻地呈现出来，既反映了当时制作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权者注重在装饰细节上突显其战绩荣耀。”翁谯说。

除了这些历史场景的记录外，图腾的寓意也是拿破仑极为看重的。他的物品上频繁出现鹰、蜜蜂、闪电、字母N以及被称为“皇冠贝母”的花朵等一系列象征帝国的符号，强调并展现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权威。

戈贝兰作坊为拿破仑杜乐丽宫所创作的织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张挂毯高325厘米、宽235厘米，上面有着几十只蜜蜂的图案。据翁谯介绍，法国前朝的宫廷家具很少出现蜜蜂的图案，而拿破仑时期则大量出现。蜜蜂在皇室眼中是勤奋和群体观念的象征，或许因为拿破仑军人出身的关系，它尤其被视为一种帝国兴盛的象征。

“皇帝的物品体现出他的治国理念、权力象征和对国家的祈愿。众多装饰中都能见到代表新生与繁荣的图案，如满载花果的谷物及象征丰饶的羊角、稻穗，他希望国家丰饶强盛。虽然他不是设计师，但是君主流露出的意愿是有主导力的。”翁谯说。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宫廷艺术风格。立柱造型座钟上盘旋的蛇，柴架上法老条纹头巾的图案都是埃及文明的典型元素。“这多少是由于他希望把埃及大捷留在人们的美好回忆中。”玛丽如此认为。

图案是功绩的记载，而家具形态呈现的风格则是拿破仑本人作风的体现。这在1804年的一张皇室扶手椅和1800年的扶手椅的对比中便体现了出来。前者是他做皇帝之后的椅子，椅子腿显得粗壮笔直，而后者诞生于这之前，就颇有前朝的风格，曲线的形态纤细很多。玛丽表示，拿破仑曾宣称喜欢用两根垂直凳脚制成的凳子，不喜欢S形凳脚的凳子，因此建议业界停止生产后者。翁谯认为：“他的理念不是继承，他简化了那些浮夸繁琐的图案，体现了他军人出身的简约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