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大泉当千大钱背后有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在登封大金店一家废品收购部里购得一串用制钱编织成的鞭子一看就是乡间孩童玩过的玩具造型。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见的道光、乾隆钱，不过在鞭尾梢部却编结了一枚大钱（见图）。经多位泉友鉴证，这竟是一枚不多见的三国时期吴国孙权铸造发行的大泉当千虚值大钱。一时间，该钱也成为泉友圈中的谈资，我为此兴奋良久，并激发了我对这枚钱币的探知欲望。

公元222年，孙权依靠江南豪族割据东南半壁江山建立了吴国。229年，他正式称帝，设置郡县、设聘百官，安抚百姓，铸山为铜，煮海为盐，政治逐步趋向稳定，经济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乱世中把个霸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东汉末年先后爆发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把个汉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汉代祖业搅得周天寒彻，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也和曹操一样实行屯田，且规模很大，仅次于北方的曹操，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但连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六合的冶山、扬州的大小铜山，不缺资源，但缺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台湾，不是去占地盘，而是掳掠劳动力，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

人少，盘剥对象也就少，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

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和抢钱无异。

不过，首先发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面值货币的人，并非刘备，而是王莽。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第一次改革货币，发行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后多次币改，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却始终存在。当时有批评者指出，他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重不过十二铢，却要当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瞎胡闹。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有两项记载：一是（嘉禾）五年（236）春，铸大钱，一当五百。二是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就当时来看，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

孙权的大泉当千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目前所发现的大泉当千钱，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较重，也不到三十五铢，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都会引起私铸（投机行为）。刚开始，官方铸造的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还比较规矩，像个样子。后来，你也铸，我也铸，一发不可收拾。而私铸钱更恶劣，有缩量的，有减重的，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大泉当千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重一克多，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江浙民间更有仿制盗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钱，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当千版别繁多，五花八门。事情到了这一步，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介绍的这枚大泉当千，是在河南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登封在中原腹地，属曹魏地盘，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大泉当千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一个解释是，当时大泉当千铸造的数量很大，难免有漏网之鱼；另一个解释是，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铜钱实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偶尔用一个，也是有可能的。据笔者了解，曹魏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铸行虚值大钱的，至于这一枚大钱是通过贸易还是走私流入中原的，就需要进一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