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濒危村落的年轻人：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中求平衡

穿过数不清的乡间小路，遇见千姿百态的村庄，在大城市里长大的青年女教师蒲娇，对中国农村的真切印象是从听村里老人讲故事开始的。

那些与村落的青砖绿瓦、寻常巷陌缠绕在一起的人和事，也成了她观察中国的一个长镜头，镜头里一直可以望见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来路。

走过的村子越多，蒲娇越发生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村子每一天都在减少。”她要做的是，用最快的速度为传统村落建立档案，赶在它们消失之前存下“家底儿”。

蒲娇是天津大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

近些年来，冯骥才的身份从一名作家转变为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者，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探访调研，用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人们传统村落“正在呼叫120”：2000年全国拥有约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镇化，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90万个自然村已经消失。

2014年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天大村落保护中心正式启动“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一同参与的还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这是首次以普查的方式为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立档案;一旦发现尚未列入名录而有重要价值的村落，将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和信息。

在“美丽中国”建设中，那些历史悠久、遗存雄厚、文化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正是蕴含着民族基因与凝聚力的“美丽家园”。村落保护中心的“抢救者们”必须努力记录更多村落的故事，为民族文化的博物馆里存下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文化DNA.

走进乡村读中国

每年大约1/4的时间，蒲娇和她的年轻同事都会带着志愿者一起“把书桌搬进田野”。她们到农村蹲点，以文字、图像结合的方式，盘清和抢救传统村落的底档。

比清晰全面地记录村落原生态信息更困难的，是她们不得不时刻与时间赛跑。

他们的办公室里，整整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几千个传统村落的名字。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每个名字都是一个需要去丈量和记录的文化宝库。“这是上一批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加上新入选的已有7000多个，墙上早就贴不下了。”蒲娇说。

走过了从南到北许多村落，蒲娇心里愈发清楚，中国地广村多，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山重水复之间一定还有不少有丰富传统文化价值的村落尚未被发现与认知，“像是草木枯荣，它们默默地出生，又悄无声息地消失，没有人记得它存在过”。

一些村名后面被标记了红点，那是已经完成立档调查的标志，而这个数量仅有223个，“速度太慢了，我们的人手太有限了。”冯骥才曾多次公开批评一个现象：很多村落虽然已被纳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可依旧难以阻挡被破坏，有的被过度开发、有的成为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牺牲品，很多已面目全非。

为了抢在活生生的民间文化消失之前完成存档，抢救记录的工作只能本着“濒危优先、连片保护”的原则进行。

有时候，一个村落濒危的消息，会像120救护车的警笛突然作响，让村落保护中心的抢救者们快速出发。

一则新闻里说，一个村子因为拆迁问题引起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民的对峙。

“听说村民有对自己文化保护的自觉，我们觉得特别难得，当即就赶了过去。”村落保护中心青年教师唐娜回忆，到了现场才发现“跟我们想象得不一样”。双方争议的焦点仅在于拆迁赔偿款的多少，而那个村子已经经历数次拆迁和改造，原有建筑已残破不堪，并不符合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建档标准。

不同于文物保护，传统村落档案的抢救者们要面对的是活态的村庄。始终有居民生活其中，村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在抢救过程中，他们见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巨大的差异，也渐渐体会这个国家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仅就村落保护而言，对村落的保护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更需要管理者的文化觉悟，“仅凭保护者的一腔热情，根本无济于事”。

在保护与发展中求平衡

抢救者们心急火燎地赶到村里，常常先被残酷的现实浇上一头冷水。在很多地方，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村里，但对于其文化价值一无所知，有的成了村落文化的破坏者。有村民直接把祖屋拆掉，学着别人的样子砌个普普通通的水泥房子;还有的以修缮祠堂的名义，将世代相传已有些斑驳的壁画直接抹去，随意涂抹上七龙珠等图案，让抢救者们哭笑不得。

在贵州山区扎根调研数十天，唐娜体会，要找到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并不容易，“保护，不该牺牲身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质量”。

她在贵州黎平地区发现，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木制民居很有特色，与地貌山水融为一体，保存着700多年的民族文化，被游客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然而木房子最大的问题是容易起火，一旦发生火灾能连片烧掉一整个寨子。在被纳入国家保护试点之后，很多村民领取了危房改造资金，却不愿再建成原来具有民族风情的木居，而要盖成砖瓦式楼房。

这样的例子出现在许多农村地区，即使在一些偏远地区，也常常可见一批批现代化的楼房将传统民居取代，“不能过于求全责备，村民也有追求更舒适生活的向往，不能只关心建筑而忽略了生活在其中的人”。

这些年轻的抢救者更愿意体谅村民对幸福的追求，“凭什么要求村民现在还生活在四面漏风、没有上下水的百年古宅里呢？”

在贵州黎平地扪村，唐娜惊喜地见到，有的村民将传统干栏式民居保存并加以改良。他们把一楼砌上瓷砖以起到防火的作用，再把原本饲养在这里的牲口迁到外面统一圈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家家户户通了上下水，很大程度改善了生存环境，“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高，对它的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抢救者们走过许多美丽的村子，有老树、山庙、石板房，但是没有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进城谋生，一个个村落变成“空巢”。

也有例外。蒲娇在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拜访过一座小镇——所城镇。这座历经600多年沧桑变幻的“小城”至今依旧维持着原始的风姿。明代建成的环形拱门至今迎接着村民进进出出。一座明代古驿站保存完好。数百年历史的古城墙、石板街、六孔古井，依稀可见旧时风采。

最令抢救者们惊讶的是，如今村里仍居住着数千人口，世代保持着传统风俗，“每到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特别热闹。”这是蒲娇在其他村子很难见到的景象。因为地处较发达地区，小村的青年可以白天骑车到村外不远处上班，下班再成群结队回到村里，“一家几代同堂生活在一起，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村民幸福感更高”。

每个村子都有一种精神

与村民聊天，是记录村史的一种重要方式。蒲娇喜欢和人聊天，“什么都聊，遇上那些善于观察和表达的人往往有意外收获。”特别是与那些经过岁月洗练的老人对话，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打动。

在浙江一个叫“真诏村”的村子，蒲娇问一位古稀之年的奶奶，佛堂为什么没有焚纸的火盆。老奶奶推开窗，翻起一片青瓦对她说：“瓦片洁净，与天空更近，风一吹就走了，神灵更可以感受到我的虔诚。”

她也注意到，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小村子里总会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摆放一个公平秤，一旦发现有人用“黑心秤”，就会请村里有威望的人来给予严厉惩罚。

“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其实都与传统乡规乡约、碑文警语和民间故事里传递出来的普世价值观一脉相承。”蒲娇说。

“见得越多，越觉得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任务之紧迫。”蒲娇感慨，民间文化中有太多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汲取和传承，“我们无法让历史回来，只能尽可能地把现存的民间文化更好地记录、保存和传递下去，这是我们这一代必须承担的责任”。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对传统村落的立档调查队伍中来。村落保护中心的硕士生于韬，本科学的是建筑。起初他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解就是保护乡土建筑，现在他有了新的感悟：“感觉每个村子都有一种精神，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这个90后男生特别善于跟村里的老人聊天，也常利用自己的素描特长给传统村落建筑画像，“照片难以体现建筑的纵深感，我可以用画笔表达出来”。

不断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村落保护中心网站上登记，希望能成为志愿者。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一段音频，记录了当地一种特殊的鸟叫声，他希望能用多种方式存留家乡原生态的样貌。

今年11月，一场“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范本展”在天津大学展出。展览是从村落保护中心目前所建立的村落档案中，选取东西南北中较有代表性的5个村落作为范本进行展示。北至吉林省临江市花山镇松岭屯、南到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力求呈现出完整的村落家底与中华民族乡土精神根脉。

“至今至少一半中国人还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蒲娇说，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的展示，呼唤更多新生力量加入到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队伍中来，“用年轻人的智慧和活力，守护这笔丰厚的文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