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到最后一刻的“老房守护者”

▲曾一智生前照。

哈尔滨的漫天大雪中，听到曾一智去世的噩耗。

这位像战士一样，多年来为文物保护呼吁、奔走、斗争的63岁老人，再没能与这些她所守护的老房子一同从晨曦中苏醒。

用生命保护文物

不举办追悼、告别仪式，希望不要有任何以她的名义举行的纪念活动，这是曾一智遗嘱中的话。

尽管这样，仍有许多人自发地发文悼念，她被人感念为“哈尔滨的恩人”“老房子的守护者”。经济快速发展与大拆大建的时期，不知有多少历史建筑、文物等在她的呼吁、奔走下得以保护。

被哈尔滨人称为“老江桥”的松花江滨洲铁路大桥，曾因客运专线的修建面临被拆的命运，经曾一智等人多方呼吁，这座建于1900年几乎与哈尔滨同龄的老桥最终得以保留。

著名景区太阳岛改造时，有人主张将岛上几十栋俄式别墅全部拆掉，曾一智在报纸上接连发文呼吁保护历史和历史建筑，最终在多方努力下才终止拆除……

她的最后一条微博和微信，是关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霁虹桥的。

“当我和近在咫尺的霁虹桥一同从晨曦中苏醒，我发现我和老桥居然都还在支离破碎的状态中活着。”情人节那天，她在病危中转载了一位建筑专家关于霁虹桥改造的文章，附了上面的话。

让她惦念的不止这座老桥，还有多处被她举报到各级文物部门的破坏案件。病中能下床走路时，她仍会自己到文物破坏现场去拍照、记录，整理出来发博客，举报到文物部门。

在拿到癌转移的复查结果后，曾一智也没有停止呼吁，她表示要用生命来保护文物。病中与记者的一次交谈中，曾一智说正在整理这些案件，“生前得让我知道结果，不能让我带着遗憾走。”

哈尔滨是座性格鲜明的城市。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曾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曾有过30余国家的侨民，20余国领事馆。随着这一切的消逝，唯有这些老建筑还在讲述城市的历史和故事，它们的背后，不少都有曾一智为之奔走保护的身影。

无望而美丽的奔走

“让我欣慰的是，我想保护的老房子安在。”曾一智曾对记者说，而许多时候，是眼睁睁看着历史建筑被破坏时的痛心。

“在现场徘徊了许久，捡拾着一块块碎砖，像捡拾我至爱亲朋的遗骸，我的眼泪不由得奔涌而出。可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悲哀向谁诉说。”这是曾一智在《城与人——哈尔滨故事》一书中写到哈尔滨市委机关旧址命运时的一段话。

在历史建筑与推土机之间、在城市文脉与强大的经济利益冲突中、在一些部门装聋作哑甚至不作为面前，这种拼尽全力而又心力交瘁的感觉在曾一智身上时常出现。

“联发街的刘泽荣故居破坏严重，我找了多次却得不到文物部门的鉴定;我以市文物专家顾问组成员的身份要文物的修缮方案，却被告知是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甚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都得不到真实的回复;我举报的文物破坏案件有的迟迟不予查处……”

面对无法言说的文物保护困局，曾一智曾经哽咽着问记者，你说，他们都这样了，这文物还怎么保护？

一个挎包、一个相机，这是曾一智常常随身带的东西，相机往往挎在脖子里或者与挎包系在一起，免得拍照时被人抢了去。她以一己之力对抗着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强拆、破坏历史的力量。

2007年7月，哈尔滨中华巴洛克一期工程时有人强拆老房子，珍贵的挂件、木结构饰物等碎了一地，曾一智在现场被人拦住，交涉中被人冲过来照头就打，因伤势严重住进了医院;2010年4月，哈尔滨中华巴洛克二期项目居民搬迁时，虽然专家论证的方案是保护几乎所有的历史建筑，但其中的金剑啸烈士故居等仍遭到抢砸，曾一智挺身而出时被人拽出人群殴打……

担心自己来日无多，曾一智在博客中置顶了文物违法举报电话、受理部门等信息，并对那些文物破坏者、打着保护名义行破坏之实的伪造者、行政不作为的职能部门，还有那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割断历史文脉的力量下了战书。

她在去年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几天，想起我举报的那么多被违法破坏的各级文物和历史街区至今未能依法查处……不由得产生很强烈的紧迫感，不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依法保护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结果，能不能有时间去一一纠正那些被篡改的历史，抵制那些违法建筑。

正如她自己所说，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无望的却是美丽的奔走。

故乡在何处

曾一智1954年出生于北京，童年随父亲下放来到哈尔滨。1998年在黑龙江日报创办专刊《城与人》，为保护历史文物建筑多方奔走。

城市建设中，不少现状破败的建筑被陆续拆除，后来曾一智发现，一些不是危房的精美建筑也在消失。1966年8月24号圣尼古拉大教堂的消失，给她童年留下很深印象，这之前，她所住的地方就能听到教堂的钟声。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专门开专栏写写它们的故事。”曾一智说。从这个具有俄罗斯民间木结构帐篷顶的木构架井干式教堂开始，她渐渐走向哈尔滨老建筑和城市历史深处。

曾一智曾对记者说，“文物是民族之根，它承载的东西非常重，因为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站出来说话。其实，很多人内心里是想保护哈尔滨历史的，他们也以各种形式在帮我。”

她在《百年老厂文物获救记》一文中写道，在我为此奔走的整个过程中，时时感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有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这是支撑一个记者为此而坚持不懈努力的动力。

2004年3月《城与人》停刊后，曾一智依然在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些城市中的文脉。为了使老房子免遭破坏，她一遍遍地查找资料、举报、申请信息公开，与旁人因为一件文物能讲上半天。

“每个人都有她想做的事情，我喜欢做，觉得自己应该做，没有为什么。”曾一智说，这些年我活得多充实啊，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很幸运。

2016年，记者在一个已是咖啡馆的老建筑里采访曾一智，隔了几个座位的两个年轻人离开前跟曾一智打招呼，他们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在旁边已听了一会儿我们的采访。两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激动，他们在学校老师那听说过曾一智的故事。

或许，影响到更多人投入到文物保护的行动中，是另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曾一智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问自己，我的故乡在哪里，我为哈尔滨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现状痛心疾首地反复诉说，希望每个哈尔滨人能够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