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苏立文--不为收藏的收藏家

一说到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领域，不能不涉及苏立文先生。西方的学术界一致认为，苏立文是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美术的人。他所阐述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美学思想和价值特征等，已经成为西方判断中国艺术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影响着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对中国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眼中的20世纪的中国绘画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的研究基础上的，被誉为“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领军人物”。至今，许多西方大学的教学课程中仍然使用着他的著作，体现出他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其中，仅《艺术中国》就先后修订四次，更成为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学府沿用多年的中国艺术史入门教材。

苏立文先生对我们说起他一生热爱的中国艺术时，谈到最初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非常有限，看到的东西很少，后来通过慢慢地接触和了解，开始认识到中国画的独特价值。为了体验中国传统绘画的表达方式，他跟从广东画家关山月学过国画，也接触了在西方学习艺术归国的艺术家，如庞薰琹、吴作人和雕塑家刘开渠等人。“我和环逐渐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认识了，尤其是庞薰琹、吴作人和丁聪，我们成了终生的好友。他们给了我们许多画。”在那段时间里，他同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关山月等人结为好友，亲身经历和见证了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和变革。

抗战结束后，苏立文回到英国，他一方面在英国伦敦大学科陶尔德艺术学院、亚非学院、美国哈佛大学等院校学习美术史，另一方面也开始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与写作。在以后的60多年里，他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美术》《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中国》和《中国艺术三绝》等著作，这些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著作成为西方大学美术史的教材，也是西方世界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窗口，影响深远，他本人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权威，成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最开始的时候，苏立文夫妇并不是想要做收藏家，但伴随研究而来的艺术品的不断丰富，他们的藏品数量越来越多。经过近70年的积累，苏立文夫妇成为享誉西方的中国美术收藏家。在他们的收藏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弗里·贺德立(Geoffrey Hedley)，他是苏立文在中国结识的好友。贺德立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官员。那时候他常年奔走于南京、上海、北京之间，向生活困难的艺术家们施以援手，组织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展览，如1948年在上海举办的黄永玉及其朋友的木刻作品展。同时还将一些青年艺术家送往英国学习，这些青年艺术家也为苏立文撰写的书稿提供资料。1960年，贺德立在伦敦逝世。他立下的遗嘱令苏立文夫妇非常震惊，他把自己所有的中国绘画与木刻作品，除大英博物馆可任意挑选的5张以外，全部遗赠给苏立文夫妇。这使苏立文夫妇的藏品数量极大地丰富起来。如任伯年、夏翚，慈禧太后的画师缪嘉蕙，以及傅抱石、林风眠、溥心畬、齐白石、程颂万、丁雄泉、傅叔达、唐云等画家的作品，都进入到了苏立文夫妇的收藏中。

苏立文收藏现代中国绘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仅为收藏或投资。因他与中国现代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他的藏品不断丰富，如前面说到的，先后得到张大千、黄宾虹、吴作人、庞薰琹、丁聪、叶浅予、关山月等艺术家的馈赠。1950年，苏立文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就开始致力于向西方介绍现代中国艺术。1960年以来， 他先后在新加坡马拉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为张大千在斯坦福大学美术馆策展，把张大千的泼墨艺术向西方社会加以介绍。苏立文夫妇与张大千的友谊持续一生。张大千的艺术在西方为人们所接受， 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苏立文先生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苏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段他收藏历程中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末，张大千从巴西辗转来到美国加州，住在加州中部一个名为“卡缪尔”的海滨城市。在此期间当地一间画廊举办张大千个人作品展，苏立文夫妇前去参加展览开幕式，吴环看中了一幅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私下问画廊老板价格，被告之价格不菲，于是，苏立文夫妇决定买下这幅作品。后来张大千知道了这件事，在吴环生日那天，他通过邮局把画送到了苏立文夫妇手中，这令苏立文夫妇惊喜不已，作为老朋友的友谊，成为一段佳话。

在苏先生看来，收藏艺术品一般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你喜欢这件艺术品本身;第二个是你喜欢研究各类艺术形式和流派，所以，要收藏一些艺术品用来研究;第三个目的是你购买艺术品是为了投资，预期升值。“第一种方式是最好的，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接受，第三种方式不可以接受。”他对于艺术收藏的看法，相对于国内这几年来的艺术品收藏热，以及那些靠收藏艺术品致富的人们来说，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使我们从当今社会中那种近乎疯狂的收藏状态中冷静下来，去仔细品味艺术作品本身所包涵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