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故宫文物修复师王有亮如何守护“青铜时代”

距今4千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青铜器，世界被动摇了。中国人用这种金属打造出农具和武器。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农业产量的迅速增加，也有战争欲望的扩大。恢宏的青铜时代序幕缓缓拉开。

数千年后的今天，当青铜早已远离生活，仍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青铜文明，他们就是青铜修复师。王有亮是当今青铜修复行当里的一位老资历，他在故宫博物院里修青铜已有三十多载。

他工作的小院儿在冷宫里，隶属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一道斑驳的红墙，一边游人鼎沸，一边可以听蝉鸣。院门没关，两只黑黄斑点的肥猫趴在房檐下的阴凉处，瞅到有生人进来了，懒洋洋地叫了两声，又低下头，各自发呆去了。

正房是王有亮的工作室，四五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隔断，正中摆一张巨大工作台，上面搁着七八件故宫和其他地方博物馆送修的青铜器，有新有旧。

赶巧屋里人都出去忙了，就王有亮捧着杯水，正跟桌上一件悬着青铜铃铛的器物大眼儿瞪小眼儿，仿佛参悟着什么。

闹心修不了青铜器

“年轻时候可不这样，闹啊。这都是师父给板过来的。他老人家说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闹心修不了青铜器。”王有亮是北京南城人，话不多，梗却不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第一次招职高生，国家文物局跟鼓楼中学和205中合作，开了一个文物班。

王有亮回家商量要不要报名，姐姐心直口快地问：“学这个是干嘛的？”

王有亮有自己的小算盘——学这个，能到处跑，满世界疯啊！

家里人挺开明，让他自己做主。

面对报不报的问题，他跟一位发小儿决定用世界上最科学的一种方法来决定——扔硬币，是画儿的一面就去。

一扔一落。

俩人乐呵呵地去报了名。“后来发小儿还是没去成，他家里不同意，觉得‘偷坟掘墓’损阴德。”

开始上课了，一个班，70多名学生，来讲课的都是大家——罗哲文、杜廼松轮番上阵。“大热天儿的，教室里别说空调了，电风扇都没有，老先生们还紧扣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慢悠悠地讲。虽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但一位位都是口吐莲花。”王有亮说，“碰上学生特别淘，他们就是讲道理。”

3年，毕业。

王有亮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师从青铜器修复大师赵振茂。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没有过多花费过心思。

“小伙子哪儿坐得住啊。”坐在办公桌后边，王有亮声儿不高，自个儿呵呵地笑，“当时就觉得憋得难受，宫里宫气儿太足。我还喜欢玩，滑冰、游泳，弹吉他，没有不喜欢的。中午就午休一个小时，宁肯不吃饭，也得出去玩儿。”

他语速和缓，画面感却扑面：从后海游了泳，骑车到地安门外，树荫斑斑点点地投在地上，十八九岁的小伙儿，晒得黝黑，脚下自行车链子都快磨红了，风呼呼地吹起他的发丝。

“老师傅也愿意我们出去玩儿。要不偶尔留在屋里，一会儿就弄出个动静。”

“我们来了也有好处啊，小院儿里的枣子、杏儿再也不浪费了，等不到熟透了，就让我们年轻人蹬着凳子给摘光了。人人有份儿，算是得了皇帝的济。”

不过干活儿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由着性子来，那得磨，就从磨青铜器开始。

正赶上国外博物馆要复制一批青铜器，大师兄带着王有亮等一拨儿小师弟们做铸造、打磨，二师兄也帮衬着。师父就在最关键的一步——做旧的时候才上手。

磨到什么份儿上算行？师父给了标准：表面跟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古代器物制作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

一干就是三年，浑身的躁气都化了，王有亮算是正式入了门。

一出声儿就挨训

今年年初，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王有亮和同事们迅速蹿红。他接待的媒体记者也多了起来。每次，他都郑重地掏出一张自制的师承图，也像是当年给他们上课的老先生一样，慢条斯理地讲：“我师父，是故宫著名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赵先生的青铜器修复，那是国内外闻名的，首屈一指。”

赵先生15岁学徒，“古铜张”的第三代传人。1952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从全国选拔青铜器修复高手，亲自把赵振茂请来，绝对算得上故宫里搞文物修复的第一批元老。

在这张跨越了近百年传承表上，王有亮下面写着徒弟高飞。

小伙子二十多岁，爱说爱笑：“不熟的人眼里，我师父是个不善言表的人，更多时候‘活儿都在手上’。但他对我特别好，而且特有冷幽默。现在虽然很少有人讲究师徒关系了，但师父就是师父，算是亲人。”

这一切，似曾相识。在三十多年前，在故宫小院儿里上演过类似的一幕：

60多岁的赵振茂给王有亮立规矩：上班不能说话，不能闲聊天，给你个复制品，整整一上午你坐那儿打磨，再想说话也得憋着。“一出声就挨训”。

不过教手艺的时候，赵师父不藏私，倾囊相授。

在这儿得先插一段赵振茂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算得上马踏飞燕的“救命恩人”。

那是1971年一天清晨，被下放到湖北农场的赵振茂正猫着腰在田里劳动。连部的一位干事顺着田埂跑过来，扯着嗓子喊开了：“赵振茂，赶快收拾行李！”

“上哪儿去啊？”

“问这么多干嘛！赶紧上来！”

得，好脾气的赵振茂拔出两条腿，直奔宿舍，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下火车，单位已经下班了，先回家吧。打盆水洗脚，赵振茂发现自己小腿上还粘着田里的土呢。

家里人问怎么回来了，他无言以对。因为确实不知道啊。

第二天，到故宫博物院报到，赵振茂直接被领到院文物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前身铜器小组上班。

他这才知道来龙去脉：当时有外国报道说，中国的古迹被破坏了，文物都被毁了。周恩来总理听到后非常生气，指示要给新出土的文物办个展览，让它们跟国内外的观众见面。一批手艺高超的文物修复匠人被急召回宫备展。这才有了前面描述的一幕。

赵振茂接手了一件铜奔马，是1969年一座东汉晚期墓室出土的。

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昂首嘶鸣，三足腾空。雕铸师别具匠心地把支撑马身全部重量的右后足放在一只飞鸟身上，巧妙地利用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确保奔马的稳定，塑造出矢激电驰、蹄不沾土的姿态。

汉代，强大的骑兵是破匈奴、保家国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骏马甚至被提升到国力强盛、英雄业绩的象征。这匹马显然是墓主人最重要的陪葬品之一。

但历经岁月流逝，送修时铜奔马黯淡无光，仅颈部就有7个1平方厘米的孔洞，马鬃缺失，马尾也断了。

赵振茂依据秦汉时期对战马质量要求颇高的历史记载，力求恢复其原貌：

焊鬃毛和马尾，用毛笔沾咬旧液涂抹在马鬃、马尾焊缝及补配的孔洞上，填缝，做地子，做锈……

“师父讲过，当时马有点站不稳，想了好多招，最后还是他灵机一动，在其他三个空马蹄里都添上泥——是用漆皮汁兑黄土等调合成的稠泥，填满后不仅更美观，而且马稳稳地立住了。”

几个月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慈宁宫举行。铜奔马也一炮而红，郭沫若命名其为“马踏飞燕”。

随后，外交部安排马踏飞燕与一批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开始了一场“文物外交”。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展出期间，观众如潮。传闻，在美国展出时，尼克松夫人看到马踏飞燕时，惊讶地“啊”了一声，展室内的观众都听到了，纷纷围拢过来观看，叹赏不已。

从此，马踏飞燕名扬世界。郭沫若泼墨挥笔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形容当时盛况。

“这些事儿，我师父几乎从来不提。我就没听他跟谁说过自己修过什么东西，哪件是国宝。他对每一件过手的物件都很慎重，哪怕是复制品。”王有亮说，“我觉得师父教给我的，不单是技术，更是他的敬业和做人的品格。”

如今，王有亮同一届的师兄弟有离开故宫的，也有转了组的。他就一直干这行。“有些事儿不用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挺好。”

灯下不做色

“其实过得特快，不知不觉就老了。”王有亮说，尤其是在故宫里面，外面的世界不停地变，这里的节奏一直这样，不紧不慢的，变化也多是长年累月地积攒出来的，让人难以察觉。

有些东西，会被永远铭刻。比如师父的训诫。30多年，王有亮记不清修复过多少件文物了，不过他一直能原封不动地背师父的话：“严密的焊缝不能超过3毫米。到现在，我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徒弟。”

翻开他的掌心，手纹淡得看不出来。这是常年打磨青铜器的后果。

在故宫的文保科技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同组的手粘的东西不一样，青铜器组手上是锈，木器组是鳔，漆器组是漆。

王有亮说：“最难受的是过滤铜锈的时候。漫天的铜末子飞到身上。夏天一出汗，别说手了，鼻子、脸，浑身都是绿的。”“铜锈的味儿闻多了，鼻子、嗓子、眼睛都疼得难受。”由于常年要接触各种化学品，干青铜修复的人大多都有鼻炎。每当换季一变天儿，一屋子人轮流打喷嚏。王有亮摆摆手，不当回事儿。“都是这么过来的。”

跟大多数中国传统手工艺一样，除了吃的了苦，优秀的匠人还必须得有天分。在青铜修复这个行当里，做旧调色这个步骤就完全凭感觉，要靠自己参悟。

“你看着这个是绿色，其实里面还搀着红、黄之类的好多颜色。有时候一个礼拜也调不出，就得一点点儿地试。”王有亮说，干他们这行儿有规矩，灯下不做色。

“阴天也不行，就得是自然光。也没听说过用秤约约颜料克数的，都是凭手感。”

千百年来，青铜匠人就是在自然光下，学着悟着，鉴貌鉴色。

师父眼毒，也苛刻，绝对不能凑合。“他说，你这个色不对，都浮的，露着底儿呐！那你就得拿回去重新琢磨，有时候甚至得把已经补好做好的锈色全部用药水洗掉了重新做。”王有亮说，“外行看着，青铜就是绿色的，但笔一涂上去，马上就能看出不一样。”

直到现在，偶尔碰到独特的颜色，王有亮也得琢磨，是加点蓝啊，还是加点红啊，加多少合适呢。

经验，也就是这么一次次地试出来的。

惟一跟年轻时候一样的是，他现在也坐不住。原来是心里闹，现在是坐长了腰疼。

修青铜器，累腰。焊接的时候得抱着干，东西不能撒手，老得拿着劲儿。大件抱起来，还得有人扶着。

有人问这腰的毛病就是跟干活劳累过度有关系吧？王有亮说，原因复杂着呢。

偶尔，王有亮也会坐得忘了腰疼，就跟记者进门采访时看到的那个场景一样。

30多年了，每次做完一件活儿以后，王有亮从来都坐得住。

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因为被要求返工，坐那儿琢磨哪儿错了，心里委屈。如今，活做好了，王有亮老是觉得哪儿还不完美。

经常，他就坐着，对自己修复的器物看，皱着眉头琢磨。别的同事进门看到了，仔细围着端详半天，说补得挺好啊，都没看出修过哪儿啊。王有亮这才心里舒坦了。

给国宝延年100年

修复一件青铜器，步骤繁杂，哪一项是最难呢？

王有亮说：“道道都难。”

别说修了，一般人不揣着本《新华字典》都很难顺畅地读出他修复的文物名称。

不信？您试试这个：

罍瓿甗不簠兕认觯识。

他扶着腰站起来，跟屋里慢慢踱着步，介绍青铜器修复过程：

第一步是清洗。

被送来的青铜器大多已经残破了，碎片上的黏附物有沙子、泥等等，要用超声波设备一点点地清洗干净。

第二步是拼接。

对于特征不明显的残片，得耐心地给它们“找邻居”，看碴口、弧度、薄厚、锈色，对上一个就做上记号。如果是两件或几件器物的碎片混在一起送来的，那拼起来就难上加难了。

今年年初，青铜器修复室接了一批河南送来的青铜器。有两件，碎成了100多片。王有亮打开电脑，调出类似器形的照片，一点点儿地拼。他说，还有比这更碎的。“碎渣子也不会随便丢了，都是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步是整形。

残片有变形，没办法严丝合缝地拼接上。“两三千年的物件，质地都变了，分量明显变轻。有些几乎没有铜性了，都矿化了，稍微一弄，就毁。整形就怕矿化，要先给它本体加固。”

第四步是焊接。

如果找到一块就焊一块，那肯定偏出去了，永远对不出一个完整的圆。得先找到大约四分之一的残片，点焊，把它们暂时固定归为一组。四五组都凑齐了，再点焊组装在一起，进行微调。磨的就是功夫。一点点地，不能图快，整体形状就差不多回归本体了。

第五步是补配。

每件修复的青铜器，或多或少都有缺失，如果是带花纹的，就用铜板錾刻。如果是高浮雕的，就得配铸了，用对应面翻模子，铸造。

最后一步是做旧。

就是调色，把修补的痕迹藏起来。

每一次，一堆青铜残片，就这么复原成一尊雄浑壮观的古代大器，再现数千年前的神采。修复师需要付出的汗水丝毫不比铸造一件少。累得腰酸背痛，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功劳。

值不值？

“值！”但是说起怎么值，王有亮憋了半天，“心里特兴奋、特舒服、特有成就感。”

工作三十余载，他成了青铜器修复业内有名的专家，修复过不少国之重器。不过他跟师父一样，几乎从不主动提，非得你追着问，他才偶尔说两句。

“大家问得最多的，就是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王有亮说。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器型硕大，高1.3米，莲花上站立一只仙鹤，栩栩如生。但送来的时候，方壶的器腹裂开不规则形状的大口子，耳朵也掉了一个。

焊接耳朵、补配腹部参差不齐的口子，再往上做旧，王有亮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救活了这件稀世珍宝。“两千多年以前，先师们就在铸造、雕塑、工艺造型等方面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我可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修复的。”

一位文物专家鉴定后说，如果不出意外，这件青铜器至少延年了一百年，不用再修了。

如果再追着问修了什么宝贝，王有亮摆摆手，笑眯眯地不再言语。

一尊重器，洞鉴废兴，确实很难用言语来表述它的全部价值。

资料显示，中国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是从殷商中后期开始。周朝建立后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对于那些无故聚众饮酒的人，抓起来杀掉。青铜酒器数量锐减，器形也变得端方起来。至今还有个成语，叫商鉴不远。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追求精美，青铜器上出现了以前没有的丰富色彩装饰。

不久之后，铁器出现了，青铜时代落幕。

但数千年来，一辈又一辈的青铜匠人依旧用自己的手艺守护着这段民族记忆，默默传承。

采访结束，王有亮客气地送出门。两只猫还趴在原地。看到经常喂它们的人了，呼噜呼噜地低声讨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