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英法百年后美国首次重逢

1900年，一名道士(王圆箓)意外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一面墙壁后头发现一间密室，里头藏有四万余件佛经、绢画、法器、文献，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大考古发现之一。1906与1907年，探险家史泰因和伯希和分别购买了数千至上万件并运回英国和法国，这些珍贵无价的史料和文物就此流失海外，并因极其脆弱，长久以来多半保存在博物馆库房，甚少公开展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其中43件重要珍品首次团聚，并于数月之间公开呈示给大众欣赏，地点在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

耗资三百万美元、历时五年筹备，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ConservationInstitute)、盖蒂研究所(GettyResearchInstitute)、敦煌基金会(DunhuangFoundation)和中国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展，甫于5月7日隆重登场，这不仅是北美迄今最大规模的敦煌艺术展，从展览内容的丰富、展品的珍贵、展示角度的多元及结合尖端科技等各方面来看，均可视为敦煌艺术在世界展出的一次里程碑。去年刚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目前担任名誉院长的樊锦诗女士强调，“中国和西方博物馆虽藏有许多中国绘画，但多是宋代以后，唯有敦煌保存了大量唐和唐以前的山水画、人像与建筑，而且没有赝品的争论。敦煌莫高窟不仅内容丰富博大，而且绘制精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佛教遗址。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中古时期艺术文化的典型，应该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获得世人的认识和欣赏。”

敦煌艺术高调亮相盖蒂中心始末

洛杉矶盖蒂中心举办敦煌艺术展，可谓其来有自——创立于1985年的盖蒂保护研究所，自1988年起与敦煌研究院合作进行莫高窟遗址的保护和修护项目，至今逾25年。从一开始就参与和领导盖蒂中国项目的内维尔·阿格纽(NevilleAgnew)表示，“我们成功克服了距离遥远、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种种困难。对这项超过25年的国际合作，我们深以为荣，并认为有必要举行一项展览，向美国观众介绍这项在敦煌遗址保护上，美国私人机构和中国政府与官方机构难得的成功合作经验。”

美国敦煌基金会主席咪咪·盖茨(MimiGardnerGates)是促成这项展览从想法到落实的重要推手。2010年于美国成立的敦煌基金会，致力于支持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工作的募款活动，并促进推广美国民众对这一世界重要文化遗址的认识。她表示，相较于长城或兵马俑，同样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在美国却鲜为人知。她认为这次展览最大的意义在于，“让美国观众得以看到敦煌丰富精湛的艺术与文化，尤其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且长达一千年之间，敦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国际都会。”

展览最大赞助方——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行政总裁黎义恩(TedLipman)也认为此展将颠覆美国人对中国的概念，“外国人对中国的概念就是汉族、内地的文化;而事实上，北魏时期中国就进行了全球化，所谓的中华文化受到中亚、中东和欧洲的影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这点在这次展览中明显可见。”

另一策展方——盖蒂研究所首席策展人马尔莎·瑞德(MarciaReed)女士表示，成立于1983年的盖蒂研究所除了自80年代开始收藏关于体现欧洲与中国交流史的作品之外，参与这次展览的出发点在于，“希望呈现为什么莫高窟及窟内的艺术和雕塑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就像埃及文物或蒙娜丽莎一样，都是世界艺术史的伟大成就。”

这的确是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文化遗址无法搬动，如何让洛杉矶的观众领略敦煌之美，莫高窟一千年的历史和及其精湛的佛教艺术造诣，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挑战。瑞德女士表示，“我们认为，若要人们真正能够理解敦煌，必须从不同视角切入，给予观众全方位的知识和感官体验。”

“敦煌莫高窟”展分为三个展区：第一个展区为275窟、285窟和320窟三个洞窟的等比例手绘复制;其中275窟先前已經複製並于世界許多地方展出过，但85和320窟则是特別為這次展覽而进行複製。第二个展区运用多媒体技术呈现敦煌的风貌景观，以及3D立体虚拟实境技术聚焦呈现盛唐时期代表洞窟第45窟的精彩雕塑与壁画。第三个展区为在盖蒂研究所展览厅举行的传统美术馆式的展览，亮點是來自英法收藏的藏經洞文物，以及對蓋蒂保護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對85窟的研究和保護項目的介紹。

自盖蒂研究所成立即加入团队的瑞德女士表示，这是她迄今参与规模最大的展览。“平时展览一般经费为数十万美元，这次则为三百万;平时动员大概二三十人组织，这次近乎两百人。”除了第一次规模如此庞大，经费如此高昂，动员如此多的合作伙伴外，“敦煌莫高窟展”还创下了盖蒂研究所展览史的其他“第一次”：为了展示手绘复制石窟，第一次在盖蒂中心广场增建临时建筑体;第一次墙面的文字介绍除了英文之外，使用另一种语言——中文。

手繪複製洞窟真实再现敦煌莫高窟实景，不仅让人如身临其境，且能近距离欣赏宏伟壮丽的敦煌壁画。这次复制的三个窟，分别凿建于五世纪、六世纪及八世纪，皆是典型的莫高窟石窟，不论是彩色塑像或是壁画，充分展示出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中国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记录了当时的建筑，服饰风格和日常生活场景。另一方面，3D立体虚拟实境技术则提供有别于传统的另一种更为活动生动、互动性更强的观展体验。这两个展区无疑是这次展览的亮点，尤其对一般观众具有庞大的吸引力和渲染力。然而，自英法借来43件藏经洞文物才是这次洛杉矶盖蒂中心“敦煌莫高窟”展最傲人的成就，也是此展将在敦煌的展览史占有一席之位，在学术上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关键。将一生精力投注于莫高窟修复和保护而博得“敦煌女儿”封号的樊锦诗女士即表示，“这么多来自英法收藏的文物，平时都保存起来，这次能够亲炙实物，花时间细细品味研究，机会实在难得。就连我，许多过去都只是书上看的，这次事先做了功课，终于见了实物，但看书和看实物还是不一样。”

瑞德女士回溯过去四、五年的筹备过程，表示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必须展出莫高窟内发现的精彩文物，但坦诚最初并不确定是否能如愿借到绘画、刺绣、雕塑、古籍善本等珍贵文物，“因为这些文物太珍贵脆弱了，是不可替代的。”超乎预期地，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吉美国立东方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全给予正面答复——除了一件文物因事先允诺参加印度一项展览外。瑞德确信，这一切全归功于盖蒂在国际间，在文化遗址保护与文物经手上得良好声誉。这43件瑰宝文物包括经卷、文书和绢画，材质以纸和绢居多，非常珍贵脆弱，在包装、运输过程中必须格外小心。同时，手绘复制洞窟也从原先预定的一座，增加为两座，之后是三座，经费也跟着节节升高;所幸获得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的大笔经费，中国航空公司赞助人员和文物的运输及其他赞助方的支持，这项大规模的展览得以成功实现。盖蒂研究所的展览平时吸引10-12万名观众，这次敦煌展，他们则期待缔造60万人的破纪录成绩。

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

瑞德女士指出，这次展览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莫高窟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从开凿、兴盛到凋敝，以至20世纪受到研究、修复和保护的重生过程;莫高窟艺术如何见证连通东西方要道的丝绸之路上频繁的宗教、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并体现中国在与外交流及交融过程下，宗教文化、社会风情等变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艺术的实践与特点等几个不同的故事，用切合一贯的方式阐述出来。

用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角度去重新梳理历史，无疑是西方博物馆近来研究中国的一大趋势。2014年十月大英博物馆“明朝艺术”展，开宗明义称中国明代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次盖蒂中心则将全球化的时间再度提前到南北朝、唐代的丝绸之路，强调敦煌艺术所见证和体现出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丝绸之路上艺术、宗教、语言、习俗、工艺等各方面产生的丰富交流。

展覽動線一開始，將焦點放在藏經洞出土的多語種、多宗教的文本。展品包括以藏文和汉文为一名到印度朝圣汉僧使用的介绍信;汉文翻译基督教用于礼仪的《荣归主颂》手抄本(《景教三威蒙度讚》暨《尊經》);古突厥文占卜書;婆羅米文書暨粟特文音譯之梵文本《大悲咒》;《希伯來聖經》殘卷;藏文書《愣伽經》暨漢文經疏。盖蒂研究所古籍善本策展人大卫·布拉夫曼(DavidBrafman)在为记者团进行导览时说明，藏经洞发现的文本除了这次展出的语种外，还包括齊盧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等其他语文;而能够在展览一次见到这么多十世纪之前寫就的文本，实属特例。此外，敦煌的绘画与文书揭示了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并为往来丝路的僧侣，以及承载人们穿越沙漠的马与骆驼等动物保留下了形象。

佛教的流传与演变

作为海外保存数量最多敦煌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次出借了多件重要精品，其中包括唐代《树下说法图》，这是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中时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好的作品之一;另有一件高241厘米，宽159厘米的巨幅刺绣《凉州瑞像》(另有一说为《灵鹫山说法图》)，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刺绣作品中最大的几件之一。整块苎麻布绣满丝线，图像呈现佛祖立于莲台，裸露右肩，右手下垂，左手握衣角，两侧有弟子阿难与伽叶相从，两弟子的外侧为观世音与韦驮，基本完整。佛祖头上有珠玉璎珞的宝幔，两侧各一飞天。图下方两侧各绣一群体型甚小的男女供奉人。这件刺绣年代断定为八世纪，距今一千多年，除了因存放于藏经洞时折叠印迹正巧落在弟子阿难与伽叶二人身上而严重损毁外，整体保存状态堪称甚佳。色彩鲜艳的唐代绢本《引路菩萨图》，不仅观音和亡者刻画生动，观音在此形象为男身，还蓄着胡子。三件幡画描绘佛陀从出生即步步生莲、洗礼时有九龙灌顶到向父母告别、落发出家、过苦行生活的一生轨迹。

然而整个展览最无价的珍品莫过于现为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为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的扉画，技法遒美纯熟，卷尾则有“咸通九年”(868年)的年款，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刻本——甚至早于西方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数百年。这件“金刚经”，由六块雕版、6张纸印刷，再加一张扉页画，连成一幅长卷，原为唐懿宗时代人王玠为亡故双亲发愿所刊刻。

来自法国收藏的敦煌藏经洞瑰宝包括《观音经变图卷》，以横卷连环故事画的形式，讲述《妙法莲华经》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世音菩萨以神通力救济诸般苦难，又游诸国土，以三十三现身度化众生的故事。此卷为法国著名汉学家和探险家伯希和(PaulPelliot)于1908年从敦煌带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另一件同样由伯希和带回法国的绢画珍品为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典藏的《观音经变》，画笔细腻、色彩亮丽、布局清晰、保存完好，是唐代敦煌绢画中十分珍贵的作品之一，也是少有的男相观音像。

复制与临摹，中国佛教与艺术实践的一环

中国艺术史专业出身，自西雅图美术馆馆长卸任后热情投入敦煌艺术推广的敦煌基金会主席盖茨女士特别指出，与西方或时下强调艺术品的原创性不同，临摹与复制一直是亚洲艺术的重要传统。另一方面，对于中古时期的佛教徒而言，准确地遵循并散播佛教教义和仪轨，忠实复制或再现图像、经典、仪式与坛场更为重要。在此脉络下，即可理解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及佛教传布间的密切关联。这次展品中，在纸卷上一尊一尊不断重复印制佛像而成的木版画长卷《说法千佛捺印》(大英博物馆藏);为诵读经文之便，而一再复制经文的《佛说佛名经》(大英图书馆藏)，因配有插图而格外珍贵稀有;根据手印画稿作出种种手势，都可视为佛教仪式中常见的“复制”形式。

這次展出藏经洞珍贵文物与文献──以及复制石窟里的塑像和壁画──充分反映出唐代及唐代之前中外丰富而密切的交流历史，并讓我們窺見和想像中古時期的敦煌作为一个國際大都會，其人文薈萃、商貿蓬勃发展的繁华景象。展览的另一轴线为敦煌壁画从绘制、损坏到保护的1000多年历史，及以85窟为实例，展示通过国际合作，在莫高窟和壁画保护上取得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