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峡时代”别让文保留遗憾

若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山水精神，体验三峡文物的人文魅力，需要到往重庆走一遭。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坐落在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这里一片宁静，没有都市的车马喧哗。走上博物馆广场对面是攒尖绿顶的重庆人民大礼堂。3月，长江商报记者踏访三峡博物馆的时候，正值晴日，雾气散开，广场的大片空地上阳光灿烂。

博物馆的大厅树立着一对乌杨汉阙，上面雕刻朱雀白虎，配以铺首衔环，它们是来自三峡大坝库区的文物。2001年夏天的一场暴雨之后，这对乌杨阙在重庆市忠县的河滩上被发现，邹后曦得知后就立马赶赴现场。他透露早在上个世纪50年起，就对三峡地区的文物有过多次考察。邹后曦现在是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当年他刚取得考古领队资格后，就投入到了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峡地区的文物工作一直在有序进行，而国际上对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关注得更早。20世纪30年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组织了一批专家来三峡考察。

1992年，国家文物局部署湖北、四川两省，针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展开专项文物普查工作。“环保、移民和文物是三峡库区的三大难点工作，而文物方面的工作，一开始最不被看好，很多人认为根本干不了。因为此前完全没有经验，要做好淹没区的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王川平已从重庆市三峡文物领导小组组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多年，现在是三峡博物馆的荣誉馆长，他被称为是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操盘手。

文物保护大会战，

调动全国所有考古力量

1997年6月19日，重庆作为直辖市才刚过一天，这一天国家文物局正在重庆召开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支援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会议。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张柏在大会上坦言：“三峡文物保护的重点在重庆、难点在重庆、成败的关键在重庆。”数据显示，在三峡工程完成175米蓄水高程前，库区有超过1087处文物需要得到保护，其中752处位于重庆。

三峡地区，西起重庆东至宜昌，除了长江流经的地域外，长江支流所穿越的峡谷浅滩也囊括在内。中国考古界和文物保护工作单位头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挑战，为了完成这次“大会战”，几乎动用了全中国的考古力量，他们从各地赶来会聚到三峡地区。有时候一个小镇子，就有20多家考古队，操着各地的口音，相互交流学习。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山区工作艰难，经常停电，只有点起煤油灯。很多考古界的老先生，白天工作完以后，晚上继续绘图。因为光线太差，视力不好，只能把头埋低些，眉毛头发经常被烧燃。”邹后曦回忆说。

调查和制定文物保护规划是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步，这一阶段从19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6年到2008年期间，是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实施的阶段。“这是一次国家行动，分省负责，由国家文物局协调。重庆作为直辖市，在全国同行的支持下，超额完成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所要求的工作。”王川平解释说。参加过三峡文物工作的人，通常把三峡库区完成175米水位线的蓄水目标之前的文物保护工称成为“前三峡”，而此后的则称为“后三峡”。

全世界首创文物管理的监理制度，超额完成验收

在文物界，若没有参加过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则会被认为是一件遗憾的事，三峡也成了文物界培养精兵强将的“黄埔军校”。经过前三峡之后，“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王川平说：“这期间，我们创造了文物管理的监理制度，这是一种现代工程理念，在全世界尚无先例。”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有其独特的一面，文物出土和报告发表之后，考古发掘的探方就会淹没到水下。“有些事情就无法验证了，专业人员还可以理解，但是普通百姓却不明究竟。”按照监理制度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善规范标准，让第三方介入，请公认的专业水平较高的考古队对另一考古队的工作实行监理验收。另外，国家文物局每年还组织专家到现场对考古工作进行指导和验收。“这就加大了考古发掘的公信度，有规范的标准做考核，老百姓和专家就都可以理解。”

除去地下文物之外，地面文物保护则是另一项重大的工作。2003年6月1日，三峡库区开始第二期蓄水，坝前的水位将升至135米，大批地面文物亟须拯救。而到了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建成时，水位将上升至175米，受淹面积达到632平方公里。地面文物总计有364项，包含古建筑、石刻（含水下、栈道、纤道、桥梁、塔、牌坊等等。分别采取了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三类措施。“文物搬迁，我们争取最大可能恢复原貌，不仅是文物本身，连文物周边的环境，也要做到尽可能相似，以便不破坏文物的整体感觉。其中，张飞庙就是成功的例子。”邹后曦说。

在三峡文物抢救保护期间，王川平每年都会邀请媒体深入到考古现场采访报道，“文物保护工作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从规划制定的3000万平方米的勘探面积中，又精选出130万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一般情况下，仅这130万平方米的面积，就足够好几代考古工作者完成。因而，每一个工地都以5到10倍的工作量加速工作。2010年，重庆地区的三峡文物的地下考古工作超额完成了验收。

文化与时代的巨变共呼吸

在王川平看来，三峡地区的文化保护工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困难就在于整个国家也在经历一场巨变，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到市场经济时代。“资金经常不够，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钱只够支付小工工钱。外地来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在三峡工作，他们拿的却是自己当地发的工资。我们用最少的钱，做成了最大的事情。”王川平说。

要统筹好各地的力量，调解各方困难，能够齐心协力，加快进度完成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十分明确三峡文物是什么，它们的价值意义要深深植根于每一个工作者的内心。“三峡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却能永续利用的资源。”王川平在三峡各地把这句话反复地说。“文化是一种资源，资源就可以带来发展，这与沿线各地的建设发展又联系起来了，做起来也就干劲十足。”

三峡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原本相对落后的文物保护状态，一批批现代化的博物馆也建设起来了。在2000年之前，重庆作为直辖市还没有一家考古所，仅有的考古队隶属于重庆市博物馆。2005年，重庆市考古所正式独立。2008年，又挂牌新增了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三峡淹没区抢救出来的文物该如何安放？能否受到更好地保护？此时，一座现代化的三峡博物馆在重庆应运而生。“它被命名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的三峡博物馆没有比建在重庆更适合了，一棵大树一定要长在合适的土壤里，其他各地的城市的综合实力供养不起如此巨大的博物馆。重庆也正需要一个与它想匹配的现代化博物馆，为重庆三峡文物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发展空间。”王川平说。

2010年之后，“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三峡库区的水位会出现一个145米至175米之间的消落区，文物保护工作者又将会再次回到三峡。王川平说：“前三峡的经验和智力成果可以代代相传，后三峡将会是更全面理解文化遗产的时期，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到保护规划中，生态长江是我们关注的主题。为此，将建立文化生态区和文化生态公园。”

“最大的遗憾就是时间不够，田野调查应该可以更细致些，后续研究稍显滞后。”王川平谈到工作中的遗憾时说。“有些现在看来明显应该保护的古村落、古街道、古镇并没有进入到保护名单中去，尽管我们努力了。古村落保护有法可依，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

前三峡时代结束，后三峡时代开启，长江的文化遗产进入到了全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