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将领战火中抢救文物383件北朝隋唐碑拓重见天日

李宗昉抢救的碑拓被整理成册出版

4月9日下午，成都七道堰社区太阳正暖。在自家阳台上，88岁的李子元拿着一本古朴厚重的大书仔细翻阅。他的手摩挲着淡黄色的绢布封面，上面写着：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他不禁思绪万千，回想起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

李宗昉是他的父亲，昔日的川军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文物散落。征战间隙，李宗昉留意搜集西晋以来的碑刻，用自己的俸禄请人拓下三百多种北朝隋唐的碑拓，捐回故乡彭州。

历经战火、天灾、虫噬，这批碑拓仍完整地保存下来。一次偶然机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彭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发现了这批珍贵碑拓，遂将其整理成集，并辅以释文。

李子元期待着，躺在库房里的碑拓原件能够复原后展出，这也是父亲李宗昉的心愿。

抗战烽火

儒将李宗昉

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1891年，李宗昉出生于彭县蒙阳东塔村。1909年，他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四期，与刘伯承是同学亦是好友。辛亥革命后，陆小第四、五两期的学生转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李宗昉毕业后在川军中历任排、连、营长……

李子元回忆，听家族里的人说，李家曾经有过兴旺的时期，也曾有人中过举人。但是到父亲李宗昉出生时，李家已经没落。“当时爷爷因为考秀才一直未考取，疯了;奶奶只是家庭妇女，家境已不太好。”

虽然家境不佳，但按照家族重视教育的传统，李宗昉自幼在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学习《论语》、《百家姓》等。后来又进入陆军军官学堂学习，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李子元回忆，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推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抗战期间，李宗昉仅回家探望过一次。“爷爷去世，母亲病逝，父亲都未赶得回来。”李子元说。

军纪严明

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

1937年，李宗昉出川抗日，成为四十七军一七八师师长，是李家钰的下属。

1938年2月，日军逼近东阳关，李宗昉指挥所部在上湾、下湾两侧山头和长宁、东阳关、洪峧河一线奋勇阻击，日军伤亡惨重。

现年90多岁的老兵徐治安，是跟随李宗昉多年的副官。据他回忆，李宗昉军纪严明，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李师长是名儒将，他总是跟我们强调，要爱国、爱百姓，不怕死、不贪财，不要给老百姓添麻烦。哪怕是流散的士兵，也时刻谨记他的话。”

1946年1月，李宗昉从河南郑州请病假回家治病，一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李宗昉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员。

抢救文物

自费拓印碑刻抢送回川

八年抗战期间，李宗昉将军率领所属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这些地方多是历史底蕴厚重的地区，看到文物面临战争破坏，他深感忧虑。他一边作战，一边四处搜求西晋以来的碑刻，并用自己的俸禄请最好的拓工拓下一套碑拓，共383件。这些碑拓的价值极高，曾得到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肯定。

1938年，或许感到战火可能将碑拓损毁，李宗昉提笔写信给当时的彭县图书馆，希望将碑拓交回故乡妥善保管，让家乡的人们能够一窥珍宝。

天灾来袭

文博人员冒险转运383件碑拓躲过一劫

彭县图书馆收到这批碑拓后，将其妥善保管。然而，这批碑拓的命运并没有从此安稳下来。

文革时期，许多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将碑拓保存下来，当时人们顶住压力，将碑拓偷偷藏了起来，由此幸免于难。

然而，因为时代的原因等种种因素，碑拓一直被放置在历史的角落，默默无闻。随后，碑拓几经辗转，最后被彭州博物馆放置在库房保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彭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据彭州博物馆肖副馆长介绍，5月12日当天，他们正在各处遗迹做文物普查，顷刻间地动山摇，所有文博工作者像条件反射一般奔回博物馆。地下余震不断，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对库房和展厅内的多种金银器、陶瓷等大量文物进行了妥善转移。这383件碑拓就是其中之一。

时隔70年，经历了重重磨难、岁月侵蚀，碑拓有的已经残缺不全、字迹被水渍侵蚀、纸张发生霉变……一次偶然机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任刘雨茂以及多位专家来到彭州博物馆考察，在清点文物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碑拓并找出了李宗昉的信件，碑拓才重见天日，展示出它的价值。

专家观点

部分碑文从未见诸于世

文学书法镌刻研究价值极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崝说，李宗昉搜集的碑拓有很大部分都曾见诸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的《唐代墓志汇编》等书籍。然而，还有一部分是从未见诸于世的。而这一部分，能够进一步地补充当时的社会情况。

何崝说，汉魏至隋唐墓志已经出土大约有数千种，其学术价值日益被学者推崇。

李宗昉搜集的383件碑拓全是墓志，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人撰写并镌刻在石上的人物专辑。受到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的影响，不少墓志表现出程式化的特征，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其一，墓志中上层人物的墓志居多，可以弥补史传的不足，展示风土人情，供学术研究;其二，墓志集文学与书法、镌刻为一体，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碑拓的书法造诣是相当高的，展示了书法从西晋的隶书至唐代楷书的过渡演变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养料;其三，可以纠正一些历史谬误之处。”

传承保护文化碑拓重新问世

在《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一书的序言中，何崝写道：“此北朝隋唐墓志凡三百余拓，皆彭县李宗昉先生所搜集。宗昉先生昔任川军将领，抗战军兴，率军出川，驰驱中原，出入生死。轸念山河残破，文物曰就湮灭，于征战之隙，留意搜集，而不宝珠玉，不取鼎彝，以漠以来碑刻为我国文化所寄，学者所重，而外间颇不易觏，乃以私俸购得数百种，以赠乡邦，遂为彭州博物馆典藏之瑰宝。今展斯册，谛观诸拓，墨光烂然，能无追怀仰止之情乎！”

在刘雨茂看来，从这批碑拓近80年的历险中，他感受最深的是川人对于文物传承与保护的担当。

“时隔70多年，无论是战争中的川军将领，还是地震中的文博工作者，川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文化传承意识和保护责任。”刘雨茂说，这些碑拓不仅展示了西晋以来的书法造诣，更见证了一代爱国将领对文物的重视与保护，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现在将其付印并辅以释文，也是将文化传承发扬。”

文物价值

李宗昉碑拓纠正了文献谬误

据了解，为了将383件碑拓编订成集，专家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撰写释文。

“有的碑拓汇编只有石刻原文，没有释文，读者难以读懂;有的只有释文，没有原文，以至于有些注释错漏，以讹传讹。这次编订，让我们对之前的一些谬误之处进行了纠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崝举例，北魏寇霄墓志中有“遂能卷经操而不申，括胸怀而不避咎”这句话。古代编者疏忽，这句话中的“申”一直被以讹传讹为“电”，直到这次看到了碑拓原件，专家们才有根据地认为，这个字是“申”。

“这些墓志对于考订史实、人事、典章、纠正文献的谬误，有着很大的作用。”何崝说。

李宗昉书信

“敬启者：窃宗昉去岁奉命北上抗战，经历陕、豫、冀、晋各省，皆我先民发祥之地与文化孕育之区。西安为汉唐都会，而汉唐又为我国国力最盛之时。故文化之所留存，今犹不少，而最可宝贵者莫如蔡中郎所书之石经及汉以来各种碑拓。凡此碑拓皆经金石名家及于院长右任等审定。原刻并有委员会保管，外间颇不易得，极可珍重。宗昉敬仰现代，低徊手迹。值抗战之殷，发思古之感，是用购备全拓，公诸本县，以供邦人君子观摩之用。兹特派员将全拓本赉送前来，即乞查收，见覆为幸。”

人物资料

李宗昉

（1891-1954李宗昉，字仲曦，彭州市蒙阳镇东塔村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1937年出川抗日，为四十七军一七八师师长。1944年升任四十七军军长，同年9月升任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八年抗战，李宗昉将军率领所属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

1946年1月，他从河南郑州请病假回家治病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员，195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