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画山水画色彩分析

在中国绘画批评的传统里，一向认为青绿山水不是高品，而文人写意画才是画中正宗。似乎只有水墨才是真正的传统，才具备真正的民族特色。这种顽固的思维定式，缘于人们把元明清以来盛行的文人画定为传统本宗。元明清画坛推崇文人水墨画的清幽、雅逸、疏简，讲究黑白之韵，以禅的荒寒清冷为最高境界，以“深情冷眼”看世界的方式为最高美学追求。这是文人士大夫对绘画选择的结果，并不是绘画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文人画”是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受挫后“独善其身”的选择，是众多文人“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心路历程的写照。文人画喜爱黑、白、灰的笔墨旨趣，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理念上的色彩调式。老子面对夏商周以来的社会罪恶，面对生死动荡的大乱时代，在“将恐裂”、“将恐蹶”的忧虑之下，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看重“柔弱”、“虚静”，归根虚空，删繁就简，还原朴素的黑白之色。庄子自觉地排斥色彩而崇尚素淡虚空的黑白之色。这种哲学理念在时局动荡不定，人们的心灵格外渴望安宁的南北朝、五代、宋末、元代、明末等时期大为兴盛。这些时期，特别是元代，成为士大夫阶层最为痛苦和精神无处寄托的时代，仕途险象环生、儒学理想破灭，或有科举受挫、受异族统治之辱等等，所以在士大夫阶层大盛禅悦之风。他们在与禅相通的艺术世界中寻找慰藉，在禅悟中给心灵找到超脱、安宁的栖息之地和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明代董其昌以禅喻画，提出“南北宗”之说，崇南贬北；致使简淡、清雅的文人画彻底代替了唐宋以前浓重、艳丽的青绿山水画，正式成为宫廷绘画，统治了整个清代。以“色薄气厚”为原则的文人水墨写意画的概念渗透到每个民众的心里，并使其全面认同了黑白水墨画的艺术效果，直至今日。

1.吴大恺六尺横幅山水画作品《江山多秀色》

董其昌的“南北宗”学说在提倡“南宗”柔润、含蓄画风的同时，对青绿山水给以了最为致命的一击，“色彩”与“水墨”、“青绿画”与“文人画”成为互不相容的概念。其实，他错在了在指出两种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的同时，却没有说明要按照自己的个性、气质去选择并决定绘画的创作方向；在“崇南贬北”的同时，忘记了只求柔静而没有强烈情感与魄力的艺术作品，是缺乏感染力的。贵族气是一种高尚、华贵的气质，无可指责；而气势雄浑、豪纵的青绿山水画原本就以一种健康的美学心态作为依托，表现了儒家提倡的至大至刚的宏伟气派与入世阳刚的灿烂之美，同时也体现了庄子“磅礴万象”、“挥斥八极”的美学观点。这种由唐宋至元明清的色彩向水墨的移行，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气候由强健阳刚向低沉内敛转变的缩影。没有什么比眼看着一种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渐至衰微、无可挽回更让人痛心了。那是一个色彩缺失的时代。

2.石开六尺横幅山水画作品《桃源春晓》

毕竟，真实的色相世界是无法回避的。当代人的视觉感受力在工业文明带来的声、光、电技术的刺激下变得更加敏感，传统的审美趣味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品味及情感需求。许多画家仍只坚持走文人画的路子而不太重视绘画的色彩，除了以上所说的数百年来的心理定式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今处在一个青绿山水画继承的断代时期。那些恢复了用色的山水画家没有立足于优秀青绿山水画的传统，致使作品没有说服力，影响不大。张大千、何海霞等少数青绿山水画家，对已濒临绝境的青绿山水画色彩语汇方面进行研究、承传、复兴并发扬光大，打破了文人画高居金字塔顶尖、唯我独尊的稳定局面，深入挖掘了青绿山水的潜力，使之更接近时代审美的理想形态，更适合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影响下现代人快节奏的生存状态，还原给人们一个多元的色彩世界。他们一方面保持了水墨黑白色彩的深邃超迈；另一方面避免了它的消极性，发扬了“丹青”的青春与阳刚，发展了色彩的全貌与健康的抒情性，开拓了山水画的审美视野和语言体系。他们以深刻的理性思考，力纠明清以来水墨山水的阴柔情调，直追唐宋的阳刚风格。这是对中国画色彩的重新回寻，是继“五四”以来寻求民族精神复兴和强盛的时代之音，是新时期民族心理状态要求的必然结果；从高层面讲，是民族绘画心理的一种校正，是民族绘画精神的一种弘扬。正如何海霞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辉煌的色彩，应该有黄钟大吕……和这样的时代相配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