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上紧最后一道“金箍”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发展史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历史根脉。文物的独特作用和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应该是无须赘述的。但是，在市场大潮中，在世俗功利面前，文物是十分脆弱的。据报道，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报告显示，近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其中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这边厢，有识之士为珍贵文物的消失而痛心疾首；那边厢，可能有些人盘算着可观的经济利益而认为拆得还不够。

3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规划了到2020年的主要工作目标，在落实责任、加强保护、拓展利用、严格执法等方面作出了系统部署。特别是在明确了责任主体、界定了主体责任之后，提出“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经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为文物保护工作加上了一道有力、管用的“金箍”。

加上这道“金箍”，非常必要而且及时。《文物保护法》实施以来，文物遭受人为破坏的情况屡见于报端，其中尤以建设中的破坏为烈，很多文物被“保护性”拆迁、商业化运营，凝固的历史在铲车前粉身碎骨，在推土机下变身瓦砾。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文物保护主体责任者严格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认真履职、科学决策，或者抑制住自己早出快出看得见的政绩的冲动，或者不受商业“幕后推手”左右，或者不被世俗功利者“绑架”，何至于近30年全国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可惜这只是“假设”，现实的情况是，主体责任者或者不必承担责任，或者有责任但事情过去了不会被怎么追究，或者转岗了、提拔了、退休了不可能被追责。

建立并实行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看似在事后追责上严了，实则是把要求前置、责任前移，使主体责任者对履职、决策可能出现的结果感到后怕。这种后怕是对事后追责的敬畏，为了避免将来调离了被拉回来、提拔了被降下来、退休了被抓起来，他们会自觉地抑制早出快出政绩的冲动，不听“幕后推手”使唤，不被功利者“绑架”，坚持认真履职、科学决策、严格把关。

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作用在于设定红线、底线和边线，目的在于使尽可能少的人尽可能少地逾越红线、底线和边线，以促进人的发展、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如果偏离了这个目的，制度就失去意义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生追究制，要求前置、责任前移，把主体责任者的履职、决策行为与后来的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好的制度。当然，再好的制度，其力量也取决于执行。一定要认识到，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最后一道“金箍”，决不可以让最后一道“金箍”沦为有名无实、有形无用的“稻草人”。应该根据《意见》的精神，从文物保护工作现状出发，着眼文物的合理利用和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细化实化“终身追责”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措施并切实执行，使之真正成为有力、管用的“金箍”。

实行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根本目的不是事后追究多少事、追责多少人，反而最好是事后没有可追究的或者不需要追究。因而，决不可以把文物保护的“宝”全部押在“终身追究”四个字上，必须做到落实法定责任毫不含糊、加强过程监管毫不放松、追究即期责任毫不迟疑、完善必要保障不打折扣。否则，即便将来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实行了非常严肃的责任追究，也不能复原被破坏、被损毁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