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保护应鼓励民间积极参与

日前，本报系列报道“历史文化保护巡城记”引发众多关注，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参与到“历史文化保护”的讨论当中。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徐苏斌在日本从事研究期间，日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令她印象深刻，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把在日本学到的遗产保护理念带回国。

她认为，在天津文保的过程中多部门的积极参与、建立联动机制，起到了多重互补的作用，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同时，也使文物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

此外，她建议，国外对于文化遗产的调查、评估、等级已经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标准，在国内的共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对国内的文保工作有一定借鉴作用。“文保工作必须要上下齐心协力，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相结合，才能把这件事向前推进。”

天津文保

行政参与、多重互补

特殊的交通条件造就了天津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小洋楼”已经成为天津城市的近代历史文化标志，以自然资源、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为载体的一系列文化遗产，展示了天津的历史文化魅力。近年来，天津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和房管局建立了联动机制，对涉及历史建筑的建设项目联合审批，严格控制，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同时，避免经济建设遭受损失，也使文物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记者：天津文保起步如何？特点是什么？

徐苏斌：天津没有上海、厦门等其他几个城市起步早，在2005年推行的“历史风貌建筑”实际上是学的上海、厦门。不同的是，天津的管理体制是多重的，文物局管，房管局也管，规划局也管，把关的时候各个部门都会一起参与。另外，天津市有大量志愿者的参与，为文保提供了多重的、自下而上的基础。天津文保起步尽管没有上海等地早，但在国内还算比较早，此时的哈尔滨、北京等地也开始起步，大家都在摸索。实际上，他们文保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一个动态“烦恼”的过程中推进。

天津文保的特点与管理权限有关。像房管局主要针对租界这一块，英租界、日租界，这几个租界在它的管辖范围内，所以力度就会大一些。而文物局主要涉及到国家文物或是天津市指定的文物，属于多重的互补。

记者：你主要研究工业遗产保护，这方面天津做得如何？

徐苏斌：2012年，天津市规划局开始做工业遗产保护，虽然是跟文物局一起做，但实际力度比较大的还是规划局。现在，工业遗产保护是天津市从上到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政府部门管理牵头的前提下，天津大学等高校也一起跟着做。针对工业遗产怎么再利用，天津市也在思考，虽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可以共同切磋、共同探讨。

他国文保

建立体系、明确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鲁尔区本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连续下降，导致工厂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或外迁。如何对待和处理大量废弃的工矿、旧设备和工业空置建筑成为重要的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倒闭和废弃的厂房和工矿是经济衰退的标志，应当彻底清除，重新建立新城市和新产业；另一些人则主张将其视为工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区域振兴等相结合进行战略性开发与整治。在后一种思路下，亨利钢铁厂被改造成一个露天博物馆；废弃铁路和旧火车车皮变成了当地社区儿童的艺术表演场地；废弃的旧贮气罐被改造成潜水训练池，堆放铁砂矿的混凝土料场被改造成青年活动场地，墙体被改造成攀岩者乐园。

记者：相比较国内，国外的文保具备哪些特点？是否可以借鉴？

徐苏斌：各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英国，它对于工业遗产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包括它的调查、评估、等级都由英国遗产协会来专门负责审查。在国内，目前，中国文物协会及其下属的分会都没有权力去制定规定，这跟英国不一样。英国的文物保护部门会把权力授给协助机构或者是协会。此外，他们也经常修订它的标准，使其越来越完善，所以它在工业遗产保护上比较快。而德国做得比较大胆，像鲁尔区的“欧洲工业遗产旅游之路”，跟旅游、世界遗产的活动方联动，做得比较“活”。

中国也有很大潜力。现在国家对于工业遗产还没有进行特别明确的分类。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国家能够像英国一样，定一个相应的标准。我国工业遗产特别多，范围特别广，所以，我比较推荐在这方面学习国外的经验。

建言广州

各方齐心发挥民间力量

据了解，经过近3年文化遗产普查，广州全市共筛选出不可移动文物线索67处，历史建筑线索792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3087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有效的普查线索868条，重点线索139条；在全国文物数据统一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17.6万件/套。基本摸清了广州文化遗产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场所环境和保护现状，建立起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线索的预保护制度。

记者：就广州而言，也同样面临着文保方面的问题与难点，请给予一定建议或意见。

徐苏斌：在我的印象中，广州的做法还是非常好的，比如三旧改造、民众参与等。而一些广州的学者也告诉我，在改造、搬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太容易推进的事情。北方城市的做法大多是政府参与和投入，但投入一两年可以，再持续起来就比较难。台湾的做法是，把经营权交给经营公司来操作，有关部门一开始就要把建筑的框架、基础设施等搞好，剩下来，就要发挥民间的力量，不断地完善，这就会显得特别和谐，而且能可持续发展。城市做工业遗产或者街区保护必须要上下齐心，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相结合，才能把这件事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