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所面对的两难选择：保护还是展示？

时至今日，两岸故宫的收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在50至80年代，先后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丰富收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提到，解放后，故宫也从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

北京和台北：两岸故宫的家底

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内西侧的平房办公区内，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起刚参观了故宫的台湾学者李敖的“忏悔”：“过去我说大陆故宫有宫无宝，台湾故宫有宝无宫。我认为我错了。要为此忏悔。”在清逊帝溥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时，宫内许多最珍贵的文物被溥仪带走，并就此流失。此后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存放在南京的许多故宫南迁文物精品被运往台湾也早已是人所皆知。“有些国家领导也曾经问过我，两岸故宫的宝贝到底哪个更多？”郑欣淼当时的回答是，总体上，还是我们的多。但他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非要两岸故宫比出一个高下，而是要弄清楚故宫的旧藏，搞清我们的家底。”

其实早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直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就开始边对外开放边清点文物藏品，同时整理出版藏品目录。1930年3月基本清查结束后，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总共登记了117万余件物品。除了1949年运往台湾的故宫南迁文物，台湾“故宫博物院”后来还收集了5万多件文物，总数达到了65万件。“台北‘故宫’的文物虽然有65万件，但其中38万件是北京故宫的院藏清宫档案，17万多件是旧版图书。”经过郑欣淼这样解释，台北“故宫”除却档案和图书之外的文物应该在10万件左右。

时至今日，两岸故宫的收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在50至80年代，先后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丰富收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提到，解放后，故宫也从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解放前流落在东北，解放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购，价格好像才6万港币。后来一纸调令，最后就从辽宁博物馆调到故宫。至今《清明上河图》上还有辽宁博物馆的印章。”

解放后故宫文物的流动其实是个双向的过程。肖燕翼告诉记者，在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和国内其他一些博物馆，解放后都有大量故宫文物被调拨去充实馆藏。1973年10月肖燕翼被分派到故宫工作，11月院里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随车押运故宫调拨往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那个时候承德正在恢复，基本没什么东西。当时运输文物还是用的老式大卡车，一路颠簸需要8个小时。我们有个老院长杨伯达，他负责挑选文物，我只是点数和装箱。”肖燕翼说，“你现在看到的承德（避暑山庄陈列的文物都是从故宫调拨过去的。因为在过去，无论紫禁城还是避暑山庄，都是皇帝的家，许多文物当时本来就是调来调去的。”

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繁杂的数量，存放得杂乱以及藏品不断流动和增加，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工作至今仍在继续之中。郑欣淼说，80年代，原明清档案馆部划出了800万件档案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这栋在50年代修建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就在西华门内的故宫西墙内，正面临被搬离的探讨。数百万件清代文档中的绝大多数在本世纪初几乎要被化为纸浆。完全是因为许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最终得以保留。不过除了图书和档案之外，北京故宫上百万件馆藏文物在数量上还是远远超过了台北“故宫”。

故宫不少专家试图对记者澄清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文物往往被认为是古玩。过去故宫大量重要的宫廷藏品和档案从未被列为文物。郑欣淼认为，这个文保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狭隘观念多年来带来很多教训。“比如故宫图书馆善本特藏已建账图书有19.54万册，此外还藏有二十余万块珍贵的印书用书版，这四十余万件本来应该全部列入文物账目进行管理。故宫至今仍有十余万件被称为‘文物资料’的东西，比如2.6万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一直被认为量大质不高而被列为‘资料’。还有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建筑模型。这些宫廷藏品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故宫未来的修复也起到重大作用。此外还有皇帝的头签，皇后字画等，过去都没有算文物，而是作为宫廷遗物。现在我们对文物的观念已经扩大到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物，也应该保留。”郑欣淼特别提到故宫一件荒唐的历史并感到惋惜，“有一件事情说起来很典型。过去故宫有一个乾隆皇帝的马鞍子，上面镶有一个精美的钟表。后来我们把钟表挖下来安置在钟表馆，然后把马鞍子扔掉了。”

“过去故宫不重视古代宫廷文化。以前院里在账文物有90多万件，对外号称百万件。现在终于开始对于宫廷文化重视起来（过去叫作宫廷物品。这样算起来，一下子就多出来50万件文物。”肖燕翼说。目前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一个从2004年至2010年的7年规划，集中7年时间，对全院藏品及所有库房、宫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和整理。郑欣淼估计，经过清理，按照国家关于文物藏品的标准，故宫院藏文物总数可从现在的100万件增加到150万件左右。

虽然北京故宫文物的数量多于台北，但是精品是否真的都在台湾呢？有趣的是，台北“故宫”早已评出了院藏“十大国宝”，此外，网络上由观众评选出的民选“十大国宝”也已出炉。而正如肖燕翼所言，故宫至今没有评过所谓的十大国宝。“我们现在按照新文物法，将文物分为四级。一级文物就是通常说的国宝了。但是我们这里国宝级文物太多，的确很难挑出所谓十大。”郑欣淼院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困难：“比如我们馆藏有15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说全世界出土的青铜器，十分之一都在故宫。就在这里面挑出10个都很困难。”

皇宫还是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两难

对于任何一个博物馆，150万件文物都是令人羡慕不已的数字。然而故宫却面临着文物保护和展览上的两难。在两岸故宫的比较中，郑欣淼院长提到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差别，那就是台北“故宫”其实是一座在1965年才修建、专门用于文物收藏和展览的博物馆。与之相比，北京故宫作为一个博物馆却非常特殊。“故宫博物院是依托于明清两代的皇宫。它既是中国历代艺术品博物馆，又是一个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同时是一个世界遗产遗址，还是一个特殊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的博物馆。这些多重身份决定了北京故宫的特殊性，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古建筑的重视却不够，一贯重文物轻建筑。”

每年迎来800万游客和约40批次的国家元首的故宫博物院，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象征之一。北京城实际上就是按照故宫的中轴线来建立起来的。明清两代24个皇帝都曾经生活在这里，数百年来，紫禁城的建筑虽一直小有变化，但却基本保持了数百年前的初建格局。郑欣淼非常着意于强调故宫博物院远非一个博物院或是一个皇宫建筑群那么简单：“它拥有约150万件文物，其中85%是清宫旧藏，而这些文物与故宫的古建筑密不可分。故宫的很多建筑都有故事、有历史，它往往是一件文物的依托。比如三希堂。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狭小的阁子，没有它那三幅字画也还是很有文物价值。但三希堂原址所赋予这三幅法书的历史意义却不限于法书本身。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故宫学。”

与台北“故宫”相比，北京故宫博物院具有郑欣淼所提到的原址和原建优势，但故宫博物院具备的多种角色却一直未能平行发展。“对于故宫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国内大家都知道故宫，但国外只知道紫禁城。作为一个博物馆，故宫的知名度其实远远不如旧皇宫（紫禁城。”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认为，故宫博物院和紫禁城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目前难以避免。“我们设想，观众来到故宫应该看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明清皇家宫殿，第二个就是馆藏文物。如何解决古代遗迹的保护和改善展览条件这两个矛盾，这个问题从80年前故宫博物院建院一开始就在讨论。如果用闲置的宫殿建筑办展览，中国古代建筑固有的特点造成的困难有时候不可能得到解决。”

故宫博物院主任、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石志敏告诉记者，目前故宫对于古建筑展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原状陈列，人可以看而不能进入；第二种作为可参观的展室。通过在国家博物馆的工作经历，李季认为故宫在进行原状陈列方面具有优势。“过去我们进行明清文物展的时候，很多钱都用在背景上。但是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古代宫殿，具有很好的环境气氛和背景，不需要专门做假布景。”然而在文物展览方面，中国古建筑自身固有的问题很难给观众提供良好的参观环境。“故宫房间的隔窗间隔都很大，对于冷、热、风、尘等许多问题很难解决。不但不利于文物的展览，也没有办法给观众一个很满意的参观环境。”李季谈到过去故宫在这方面曾经走过弯路，比如把某些宫殿内装修拆了做展厅。“现在这方面我们有些进步了。比如钟表馆，也就是原来的奉先殿，不但完全保存了过去的样子，还让现在的灯光和原装修融合在一起。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比较和谐。”

和国外博物馆主要以土石为结构的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主要以土木为结构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李季认为，钟表馆是故宫改造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虽然做到了不破坏原宫殿环境，但也只是让观众的参观环境不亚于一般的博物馆展厅而已。但是故宫博物院尝试在午门城楼上新建的现代化玻璃展厅则完全做到了建筑保护和文物展览的完全和谐。在这个展厅内不久前刚刚举办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宫廷展”。李季谈到法国人前来考察展厅时，对展厅内部温度和湿度都有严格的要求。午门展厅不但完全达到要求，而且对于古建筑没有任何损害。“午门展厅就像一个玻璃盒子，所有的声、光、水、电源都和古建筑实现了软连接。展厅构架上连一个钉子都没有，并且建造过程完全可逆，一旦拆下展厅构件，就能完全恢复午门城楼原来的样子。”

午门展厅虽然技术先进有例可循，但数千万人民币的高昂造价让故宫博物院暂时无法广泛推广，只能主要用于展示少数书画等条件要求很高的文物。虽然故宫在“文革”之后就开始对国外游客进行展出，并长期以来通过旅游资源获得文保经费，但李季指出，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是互换展览，比如今年在故宫午门举办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宫廷展和同时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就属于互换展览形式。互换展览花费最大的一部分经费是运输费和保险费，“现在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文保经费是很困难的”。

故宫文物收购：在无价和有价中取舍

郑欣淼院长告诉记者，故宫去年的经费是3个亿，其中维修用了1个亿，日常支出1.4个亿，而去年故宫的门票收入达到了3.5个亿。然而故宫目前实施的是双编制：门票收入上交国家财政，院经费则每年通过中央编制委员会进行预算和审核。“虽然从数字上看故宫完全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但是现在的体制并没有采用自收自支。郑欣淼提到，对原清宫流失文物和国内精品文物的收购，国家一直给予大力的支持，而这已经成为近年来故宫一项重要的经费支出。

故宫博物院瓷器专家耿宝昌先生曾回忆2000年他受国家文物局之托，携带3万美元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试图收购一些“泰星号”沉船上的中国民窑精品。可以想象昂贵的拍卖价格，最后耿宝昌携带的3万美元分文未动地被带了回来。他甚至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代表故宫参与竞拍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当价格被叫到2300万元时，心理价位在1000万元的他都不敢举手了。当故宫近年来以1800万和2200万人民币的大手笔收购了张先的《十咏图》和隋人《出师颂》后，对于故宫文物收购的争论更是越发尖锐起来。

肖燕翼正是直接负责购买《出师颂》的院领导之一。他告诉记者，故宫每年的文物收购准备金是1000万人民币。但实际上只要有了具体目标，随时可以临时申请经费，且具体的金额其实并没有限定上限。肖燕翼说，当《出师颂》刚一浮出水面，故宫博物院著名的书画专家徐邦达先生就建议购买。2003年夏天，嘉德拍卖行曾经把《出师颂》拿到故宫来，请各方面的专家来辨认。当时拍卖行的底价是2000万人民币。“我认为这个价格还没有触顶。”肖燕翼说：“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好转，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物的认识，以后中国文物的价格还会继续上升。比如1973年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个元代鲜于枢的手卷，当时的收购价是500元。现在500万都不可能了！反过来，如果现在鲜于枢的手卷能够用500万人民币买下，这等于说中国古代的文物太不值钱了。现在有了拍卖行，对文物的价值越来越重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重视（中国文物了。”

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王家新谈到征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时启功先生曾说过一句话：《研山铭》是好，确实精彩，但是3000万贵了点。当时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调侃说，北京修1公里地铁要6个亿，能买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1公里地铁，还是买20幅《研山铭》好？当然地铁肯定要修，《研山铭》也需要征集。想起文化和文物来有时挺悲哀的，也令人忧虑。”王家新说。2002年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当年安排5000万元。这笔经费并非故宫一家独享。在国家文物局购买了《研山铭》后，收购《出师颂》最终动用了故宫的门票收入。王家新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于中国文物价格的看法：“我觉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乱世，人们关心的是安危和温饱问题，文物怎么能值钱呢？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流散民间，俗称‘东北货’，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那是文物的价格吗？……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一个山河破碎、流离失所的年代。而盛世来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文物的价格必然就要上扬。”王家新回顾了1953年《中秋帖》和《伯远帖》在香港露面的时候的费用。“当时郑振铎、王冶秋等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要把它们买回来，最后花了47万元，加上后来的《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总共花了几百万元。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对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财政收入是213亿元，总理能特批上百万外汇来买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决策。而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19000亿元，故宫以2000万元来买这件文物，我想大家对这个比价应该是有所判断的。再者，事过50年，谁想拿两个亿、三个亿来买《伯远帖》、《中秋帖》，我想故宫也绝对不会卖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应该历史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