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公园：保护不好不如不建

杜金鹏

鲁国故城遗址公园的拆迁问题并不明显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考古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新闻报道或者网络小说，几乎没有人能一窥考古的面目，能看到的，只有作为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文物展示。从2010年开始，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下简称遗址公园的推出与开放，让普通大众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考古与文物本身。2014年，对于遗址公园的运行，国家文物局组织专业机构及人员进行了评估。作为评估人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教授在欣喜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他担心，如果过于急功近利，遗址公园还不如不建。文/图记者窦昊“考古人没朋友”

考古文物界历来思想保守封闭，遗址公园的建设打破了这一规律

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杜金鹏表示，文物考古界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封闭的群体，不希望外人参与考古工作，甚至连围观都不被接受。具体表现就是，但凡文物考古现场，都会用施工挡板或者铁丝网围起来。这样一来，虽然能够防止外人来破坏，但却阻隔了大众了解考古工作的机会。同时，对于新闻媒体的采访考古人也有着互相矛盾着的心情：一方面，对于宣传个人成绩及团队工作，希望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让大众过于了解。因此，考古界与新闻媒体的互动常常是被动的、生涩的，有时候因为信息的不全面，还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作为一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山东人，杜金鹏认为，山东考古界这一方面尤其需要改进。

不仅如此，考古人的封闭还表现在对同行的隔离。“我们的考古材料，就算行业内的人互相看看都困难。”杜金鹏说，“比如我们社科院的考古人员去地方上考古，挖了一堆东西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留下一堆擦屁股的事给地方上，人家肯定会有意见。”有鉴于此，文物考古界在各个层面上都鲜有朋友。杜金鹏说：“我们对文物的保护往往就是各级文物局一家在叫喊，其它部门跟你配合的很少，跟我们对着干的却比较多，比如规划、建设、财政等。”

越是封闭，越是加重了考古人的“自娱自乐”。“很多时候，我们把考古遗址当作了本部门、本行业的内部财产。”杜金鹏表示，遗址公园的推出，对于文物考古界改变保守的思想有很大好处。“遗址公园让文物考古打开了大门，吸纳更多的部门进来，把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充分调动起了积极性，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另一方面，在遗址公园的推动过程中，考古人也更多地与整个社会接触，不仅从认识上更加全面地了解文保工作的现实，更从学科上开始重新审视考古专业本身。

投资的与业余的

地产开发商投资遗址公园建设、违背考古文保规律的建设带来很多问题

以西安大明宫与隋唐洛阳城的遗址公园为例，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巨量的拆迁工作，是与其吸纳的资金的方式密切相关。“这两个遗址公园基本上就是用房地产开发商的钱进行拆迁，用国家文物局给的钱进行建设。”杜金鹏说，“既然人家拿了拆迁费，那很多事情就不能按照考古人的想法去推动了，商人毕竟是逐利的。”

相关数据显示，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投资达到120亿元。而十一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给100处大遗址总共投了100亿资金，像大明宫这样的项目平均一个才1亿元。因此，对于像大明宫遗址公园这样的项目，是商业资金在主导，“遗址公园是公益的，但商人投资不是做公益，他们是要讲回报的，因此这里面就产生了悖论。”

以隋唐洛阳城为例，当初开发商花了10亿元拆迁的用来建设遗址公园的地块，如今规划里显示，只有20%是用来遗址保护的，剩余80%用于地产建设。“专家们肯定不同意——这不是让遗址公园成为点缀，实际上你们是要盖商品房了嘛。所以规划至今搁置无法动工。”杜金鹏说。

不仅如此，即便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了很多问题。“既然要建遗址公园，那么就必须要进行前期的考古科研工作——万一地下有好东西被破坏了咋办？”杜金鹏说。但问题是，遗址公园的建设是有工期时限的，如果要按期建设，考古工作就必须如期完成，而实际的考古工作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以大明宫遗址为例，建国以来，考古人员历经数十年，不过才开挖了一万平方米左右的面积。但为了赶建设与开放的工期，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之前的考古工作按照每年近万平方米的速度在推进。同时，原本承诺的20多人考古队伍，最终只有3人在场，这已经严重违背了考古工作的规律。科研变成了工程。“隋唐洛阳城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掘一万多平方米，但是正式工作人员就两个。而这个地方，是隋唐到北宋宫殿的建筑基址。作为一个宫殿考古工作者，最让人挠头的是宫殿建筑基址找不清线索，尤其是隋唐到北宋，在同一个地方建宫殿，反复拆反复建，要想弄清楚相当困难。这种速度的发掘，不敢想象。”杜金鹏说。

更为讽刺的是，虽然号称考古遗址公园，但目前的现状是，一旦开园，考古工作就没法进行了。“大明宫的遗址公园，除了展示区域，其它地方一律硬化，把考古工作拒之门外。即便有的遗址公园仍然存在开挖条件，但往往会被园方拒绝——开挖了就没法走游人了。”杜金鹏说。

除此之外，一些设计方面的问题也耐人寻味。“我们在河南一个遗址公园评估时发现，原本那里只需要用夯土堆一个台基就行，其实就是个小土堆，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建设的设计方却使用了大量的钢管水泥，建设了一个能跑火车的台基，不仅让人气愤，而且完全是种浪费。”杜金鹏说，“但实际上，设计方的薪资是按照工程造价的比例来算的，如果堆个土堆，那他们可能就没几毛钱收入，如果都用贵重东西，那他们就能获得很多薪酬。”

如果放任不如不做

虽然有好的一面，但若放任公园建设中对遗址的破坏，文化遗产前景堪忧“在文物的保护利用方面，长期以来都有两种声音。有的认为利用文物就意味着对于考古的‘背叛’，有的则认为适当的利用是必要的。”杜金鹏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还是需要把文物利用起来。”

以城乡建设与考古这对看似矛盾的两方面来看，遗址公园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是会推动城乡建设的。“过去，我们是很烦城乡建设的，因为一开挖盖房，很有可能就挖到了古迹遗址。每个地方都在大搞建设，我们就成天疲于奔命。而且这种建设，往往都是大型机械，一铲子下去，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好东西。”杜金鹏说。

但是遗址公园的建设则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矛盾。以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为例，在这之前，那里是有名的棚户区，历朝历代从河南逃荒的人都在那里落脚，可以想象，那里谈不上什么基础设施。后来，以国家名义建设遗址公园，让出了那一片棚户区，让那里的居民在别的地方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对于城市发展来讲是有好处的。

再比如，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的建设，把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厂和造纸厂迁了出去，甚至连洛阳的道路体系都因此改变，洛阳面貌为之一新。

在杜金鹏看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何把好事办好，从评估结果来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的是给这些遗址公园进行等级划分。但是评估完了之后发现，这里面问题很多，谁也不敢打分、分级了。”杜金鹏说。

杜金鹏认为，目前的评估更多着眼于公园的服务方面，缺乏全面的客观标准。“既然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就应该从名字本身入手。”杜金鹏说：“国家”就是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管理层面定性也要以政府行为为主；“考古”则与科研工作挂钩，即公园无论前期建设还是后期的开放，考古工作都应该能够一直贯穿，就像秦陵兵马俑一样；“遗址”要倾向于保护，不能建设完了没人管；“公园”则是展示与利用，做到让游客游憩的同时，切实感受和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如果国家的资金就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给全国的大遗址都投钱，那还不如集中力量一年做好一个。不然的话，如果放任某些问题发展，那么遗址公园的建设实际上破坏性要远大于保护，那还不如不建。”杜金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