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丰富我国国家公园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出发，提出要建立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于完善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和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在不远的未来，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将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的目标，得到广泛开展；那些各种类型、各具特色的国家公园将为人们提供一处处亲近自然、品味文化和享受生活的理想场所。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资源大国，考古遗址公园必然在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上世纪80年代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这类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着心脏或主动脉作用的大遗址，应该给予特殊的和整体的保护。一些地方抓住有利时机，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圆明园、周口店、秦始皇陵、汉阳陵等大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199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将“大型遗址”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局部性矛盾。大遗址的特殊重要价值和保护的紧迫性、复杂性逐步得到行业内认同。

本世纪初，以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设立和《“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印发为标志，国家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开启了我国大遗址保护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十一五”100处和“十二五”150处大遗址项目库，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得到巩固，大遗址保护的基础进一步夯实。高句丽遗址、殷墟、元上都、丝绸之路、大运河、土司遗址等相继开展一系列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工程，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里耶遗址、金沙遗址、鲁故城遗址、北庭故城等考古工作向纵深推进，保护展示工程取得重要成果，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名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四线、六片、一圈”为核心，以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的大遗址保护格局。

大遗址保护实践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核心是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问题，即文物保护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问题，大遗址怎样为群众所了解，更好地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问题。正是在深入思考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在系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大遗址保护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

2009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思路——以重要的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具有科研、教育、休息等功能，在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积极保护的重要举措，也是遗址展示与阐释的一种整体策略。通过科学保护和展示大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回应广大民众对大遗址的热切关注，充分发挥大遗址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两批24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批准44家立项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占地面积超过900平方公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水平的整体提升，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做好保护为前提和基础，重点探索大遗址的展示利用，在保护、管理、展示、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据统计，仅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公布后的3年内就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0万人次。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垃圾成山的棚户区改造成一个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城市文化公园，既保存了大明宫原有的地形和地表的遗址分布，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公共空间；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吸引公众走进遗址，带动以遗址为核心的景点群和特色生态名村建设，促进当地群众就业，辐射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突出整体、和谐、生态、持续原则，将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保护、人居环境改善有机融合，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浙江、江苏等省还公布了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总的来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果丰硕，亮点频出，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促进发展，造福民众，推动“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范和标杆。同时，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一是保护问题。考古遗址公园来源于大遗址保护工作，其核心是保护，要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永续传承，实现文化资源的代际共享和代际公平。然而一些地方本末倒置，从本位主义和短期利益出发，过度开发，竭泽而渔，名义上为发展旅游经济，结果对遗址保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绝非个例，应认真汲取。二是研究问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只有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并以此为指引开展保护展示工作，才能充分展现遗址自身的文化价值，才能绽放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目前很多遗址公园或大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还很不够，对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认识不深入，理解不透彻，展示阐释工作也就难以做到以物证史，透物见人，讲不出动人故事和深刻道理，无法真正吸引观众。三是管理体系问题。考古遗址公园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它以遗址为内容，以公园为形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与单纯的遗址相比，更强调公益性，更注重遗址的展示与阐释。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应将考古、保护、研究、展示融为一体，整体考虑目标体系和管理架构。考古作为基础工作，必须坚持考古先行。要制定长期考古计划，科学系统开展工作，不断深化对遗址的认识和研究，提升遗址和城市的文化影响，而不是点缀式的开几个探方，对遗迹现象进行简单的揭露和展示，错过真正应该发掘和保护的内容。四是展示问题，应综合运用传统手段和新技术手段。传统展示方式中，保护是基础，只有保护好遗址才有条件进行展示，保护手段直接影响展示效果，二者应做好有机统一。数字化、多媒体等新技术手段是土遗址展示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展示技术介入，既使展示效果更直观和更具感染力，也为当下遗产修复中的众多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根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古遗址一般不得重建。特别是圆明园之类的重要遗址如果重建，将与历史纪念意义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相悖，必须慎而又慎。而数字化与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虚拟方式再现遗址的历史风貌，为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其艺术和科学价值，解决复建展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中的问题，研究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等一系列管理文件，着力引导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同时，积极支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等行业组织，加强遗址公园之间的交流合作，及时总结和吸取各地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和好的做法。201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工作，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意见。正在编制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仍将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突破口和重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是世界上国家公园建设最成功的国家，自1872年美国建立世界上首家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开始，迄今已经有400多个国家公园。1916年，美国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已经积累了100多年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对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建设都产生影响。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认为，只有高质量的公园资源和价值完整地保护下来，才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利用公园的机会，当公园资源和价值的保护与它们的利用发生冲突时，保护是优先的。美国的国家公园中包括了自然区域、历史区域和游憩区域，其中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争公园、国家历史地、国家纪念馆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印第安人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也得到很好的保护。资源保护为首的可持续发展观、管理权与经营权分开、垂直统一的管理体系、特许经营权制度等理念和做法，都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编制2006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是美国国家管理局广泛使用的基础性文件汇编。内容包括公园体系的规划、自然及文化资源管理、讲解与教育、公民参与等多个方面，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和策略的合集，代表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些重要管理工具。当前，国家文物局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制度模式，有效管理文化遗产资源，加快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将其纳入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为此，国家文物局支持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编译出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2006版》一书，是希望引发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为当前阶段以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如何建设、管理、运行和发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有益的借鉴，也希望对推动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有所裨益。

当然，任何学习和借鉴必须立足国情，将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文化传统，受到中国遗产类型、特点和保护理念的约束，受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的影响，受地方政府政绩观和群众文化需求的影响，必将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这条道路绝非坦途，但它也注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历程中一笔不可或缺的珍贵财富。

本文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2006版》（中文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