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扒粪与生命伦理底线

撰文：老言 策划：黄颂豪

2011年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创作展上，学生刘璐洁展出了35具流产后未发育成熟的人体胚胎标本，当场有人热议并争论，并马上引起新闻界关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赞成者包括指导学生创作的老师，认为只要胚胎来源合法，可以作为创作素材嵌进作品中。反对者大致有两方面意见，一是从专业角度评价，认为所谓艺术，不管如何，还是必须包含某种“制作”成分，“现成品”挪移过来，以“装置”名义推到观众面前，对美术专业的技术性质会构成威胁，有取消艺术作一门“手艺”之专业的嫌疑。二是从伦理评判，认为作品有违人伦道德。

第一种意见由来已久，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917年，先锋艺术家杜尚把一只现成的小便池作为他的作品送进展厅，并起名为“泉”。此举马上引起至今都没有平息的争论，焦点一直集中在对艺术的定义上。人们发现，杜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艺术定义的暧昧与犹豫给揭示了出来。

1964年，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把三只“布里洛”产品的包装纸盒子堆叠在一起，作为其作品送进展厅，起名叫“布里洛的盒子”。此举同样引起极大非议。在美国艺术批评家丹托看来，这件事标志着“现代主义艺术的死亡”，从此以后，我们将进入“后艺术”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再争论“什么是艺术”，而是争论现成品与艺术品的区别在那里，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由什么人出手，可以把毫无价值的现成品变成价格昂贵的艺术品。

也就是说，丹托试图回答，为什么由安迪・沃霍尔拿着乱七八糟的什么狗屁箱子就成了艺术，而普通人却不行。

我想我们不必讨论以上争论的结果，因为没有结果，人云亦云，各取所需。这两件事、倒是清楚地表明，除非出于某种现实目的，被命名为“艺术”的当代表达已经变得几乎没有任何边界。这一点当然也引发了艺术教育的长远危机，使艺术的技巧传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而艺术的观念教育，因为手段多变，更因为颠覆成为艺术界的日常的“意识形态”，所以也常常落空，使艺术无法传授。

不过，抛开上述没有结果的争论，支撑当代艺术之价值的，倒是蕴含其间的一种“社会性”，并因其所用材料的直接，比如像这一次，用流产后的人体胚胎，所以引发重大反响，而突显其独有的意义。

这一类作品，有时觉得颇像传媒中的“扒粪新闻”，以揭露为目的，或可称之为艺术“扒粪”。从这一点来看，我以为要给刘璐洁的作品以正面评价：她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女性身体的伤害，这一伤害，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最为惊人而又长期被掩盖起来的。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伤害女性的身体了，而流产只是伤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恰当结果而已。我马上想起的与之有关的新闻是“邵氏弃儿”，其中的惊心动魄，足以让世人的想象力枯萎。

问题在于伦理。放肆的艺术表达究竟是否应该把握一条伦理底线，一旦触犯这底线，作品本身的问题是否还属于艺术范畴？

若干年前，年轻艺术家朱昱展出了他的作品“吃婴”，艺术家真的在现场像吃西餐那样去肢解一具死婴。作品马上引起各方非议。后来英国BBC介绍这一作品，在播出之前先行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电视台反对这样的一种生理化的“冷酷”表达，只是出于“艺术自由”的理念，才予以传播。现在看来，反对“吃婴”的伦理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可能作品涉及弃婴这一类社会现象，但现场感的确过于可怕、丑恶甚至冷漠，令人无法为之辩护，致使“艺术自由”也变得苍白。

我注意到刘璐洁在回答记者时的辩护，她并不认为这些胚胎“丑恶”，相反，她认为，作为生命的一种遗存，本身具有美的性质。她强调说，对于展出的胚胎，已经从审美角度做了甄别与选择，所展出的胚胎是“完整”的，无懈可击。

这一辩护没有普遍性，但因为审美本身就没有普遍性，代际之间的趣味差异极大，有时甚至会水火不相容，除非把审美变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否则只能听之任之，彼此宽容。

从这一点看，作者的辩护还是可以成立的。至于在涉及生命隐私方面，刘璐洁强调说，她是用合法的方式取得胚胎的，只是，出于某种不便言明的原因，她不愿披露这“合法”方式的具体内容。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了，因为胚胎是流产的结果，从宗教角度看，每一个胚胎都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完整生命体，与其“父母”相关，展出这样的生命体，究竟是否符合生命伦理的规范，公众与社会肯定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又因为生命伦理与每一个体密切相关，是生命教育的基础，并不能因为看法不同而忽略不计，所以对刘璐洁作品的分歧就无法模糊处理。

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遵从生命伦理原则，人体胚胎不应展出；遵从艺术自由原则，尤其联想到作品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作品又应该展出。两者之间如何协调，能否统一，似乎难以有终极的结论。

末了，我想起一些参与报道汶川大地震的从事新闻摄影的媒体朋友，他们告诉我，当亲临灾难现场，目睹人类悲剧的惨状后，自发地认为，某种过于残酷的现场照片不能发稿，因为要尊重死者，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不幸死去的样子公之于众。今年日本大地震，惨状肯定空前，但日本媒体基本上没有予以报道。人们在惊叹日本民族的冷静与秩序之外，对日本媒体的这一整体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说明生命伦理的重要性与脆弱性，很多时候甚至比艺术自由更需要仔细维护。

所以，至少我希望年轻的艺术家在进行极端的艺术表达时，能够多少对媒体的这一现象有所考虑，因为伦理问题绝非儿戏，尤其是生命伦理，关乎人类价值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