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题款钤印有讲究

当今书画界乱题滥题、以字害画现象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题款和钤印，不仅能对中国画起到点题作用，还能丰富画面的意境，抒发作者的情思和艺术观点。明代沈灏在《画麈》中就说过：“题与画，互为注脚。”近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陈金章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很多年轻国画家对题款和钤印一知半解，常常出现乱题滥题、以字害画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国画家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诗书画印相生相谐的高度?有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

张冠李戴式胡乱借用古人诗句

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当代国画家大多离传统越来越远，在题款、钤印上错漏百出，不仅无法锦上添花，而且还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

陈金章表示，现在很多年轻国画家喜欢在画作上乱题一气，还把字写得很大，严重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画面上有轻重缓急之分，题款和印章能起到平衡的作用，所以基本上每张画完成后，该在什么位置题款，是别无选择的。观众看的是画不是字，所以题款的字数要恰到好处。以前有些文人画题的字很多很大，那是跟画面相得益彰的。印章也同理，并非越大越好。像我的作品构图通常都很饱满，所以我的题款和钤印一般都比较小，避免喧宾夺主。很多年轻国画家的书法功底比较浅，题的字缺乏风骨，还夺了画面的气，画蛇添足。”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也认为，当今画家在题字上喜欢追求流行书风，跟画面往往不搭调。同时他指出，现在很多国画作品在题款上缺乏文人趣味，要么很随便地题个穷款，盖个小印，要么就乱题一气。“乱题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题款的位置不合适，破坏画面和谐;一是文字内容上胡乱借用。古人题诗一般是‘我手写我口’，用诗歌来抒发作画时的心境、感悟，现在的国画家则往往只能借用前人的诗，有时就出现张冠李戴、文不达意的情况。”

著名国画家尚涛也谈到，有些画家缺乏古代文学修养，却动不动在题款上“之乎者也”一番，一看就是生拉硬拽。

曾耀明四尺横幅山水画作品《江畔渔家》之一

印章搭配多讲究 题款意境靠学养

那么，当代国画家怎样才能走出题款和钤印上的误区，重归正道呢?尚涛认为，国画除了展现人文精神，也具有审美特性，所以题款和钤印要增强画面的形式美。“首先必须注重书与画之间笔调的一致性，让画面看起来浑然天成。像徐渭画葡萄，用笔非常流畅，他题的字也都是行草，奔放洒脱;齐白石画画比较稳重，所以他题款不喜欢写行草，一笔一画很清楚。另外，印章可以调节画面的疏密，如果画作的某个位置需要加盖印章，颜色又不能太重，那就一定要舍白文用朱文。”

朱万章也强调朱文印和白文印的搭配多有讲究。“如果姓名印是朱文印，那闲章一般要用白文印。印泥的颜色通常有两种，一种鲜艳，一种偏于暗黄。古雅传统的画面，搭配暗黄的印泥，看起来比较协调;现代感很强或颜色艳丽的画面，则用朱红印泥更合适。”

尚涛认为，现代人耐不下心来细读画面上的长文，因此当下的国画创作跟传统文人画相比要有所偏离。他自己极少题长款，通常都是化用古诗词中的一个句子或拈出几个字，为画面增添意趣。譬如画牡丹，人们通常将其比喻为美人，尚涛因此想到了“倾城倾国”四个字;他画山顶上的鹰隼，会想起古书中“黄鹄之一举知山川之纡曲，再举知天地之方圆”之句，故而在画作底部题上了“睹天地之方圆”，寥寥几个字，鹰的尊贵感立即展现出来了。

在印章上，尚涛同样讲究意蕴。“我的画室比较宽敞，个人又特别喜欢陶渊明的‘纵浪大化里，不喜亦不惧’，因此我刻了一方印章叫‘大化室’。我还有一方印章是‘开辟鸿蒙’，借用了石涛‘一画收尽鸿蒙’和‘作辟混沌手’等精彩画论。”

不过画家要恰当地化用古诗词、典故，无疑需要高深的学养。看来，于国画家而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恐怕是永不过时的箴言。

王立全四尺横幅山水画《旭日东升》

古人题款 诗书画印相得益彰

中国画的题款，可分为上款与下款：题长篇大论的款识叫长款;下款一般为作者姓名和作画时间、地点等，而只题下款的叫穷款或单款。朱万章说，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出现题款和钤印的卷轴画，是隋代的《展子虔游春图》。“不过，即便到了宋代，中国画上的题款和钤印都相对简单。”

中国画到了元代，由于文人画的兴盛，画家们更加重视抒发自我的感受，于是出现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态。除了姓名印，还用各类闲章来体现自己的艺术取向。这个时期，黄公望、倪云林、赵孟頫等都是代表人物。发展到明代中期的“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的题款更是臻于极致。到了清代，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像吴昌硕，在作画时就充分考虑为题款让位。

古人的题款并非为了填补空白，而是力求诗书画印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题款的位置、字数、字体都有讲究，印章的大小、位置也非常注意。朱万章表示，工笔画上的题款，一般会较工整，但未必要用楷体，隶书、篆书也可以;大写意作品一般则会用行书、行草。“古人的题款独立开来通常就是一件书法作品。虽然字写得比较随性，但在取势、结体上特别注重跟画面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