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书法特点及欣赏

颜真卿书法特点及欣赏。颜真卿唐代著名书法家，善楷书，并创立了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并称“颜柳”。颜真卿书法端庄遒劲，丰润饱满，颜体楷书，于圆满中见筋骨，笔力雄健，力沉势足，大气磅礴，树立了一代新风。

颜真卿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史上艺术生命力强、影响深并使后世书家受益十分之大的颜氏书法，无疑是“正统书法”的代表。但是他的颜氏书风的形成是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在书法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中，而自成一派，他不但学习二王书法，而且从民间书法中汲取长处，所以颜氏书风中，民间书风也可窥见影踪，而且在其书风的构成与确立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局部文书比照

关于颜氏书法的渊源，历代书家、学者多从其继承“二王”传统，并详细师法张旭、褚遂良等初唐书家的事实停止梳理和探求。但随着敦煌、高昌遗书的出土，分离中原地域当时遗存的书法碑帖，将诸多表现着民间书风的作品与颜氏作品比拟后，发现颜氏书法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同时，与当时的民间书风有着极深的渊源。

1.《多宝塔感应碑》与《太玄真一本际经》的比拟

《多宝塔感应碑》作为颜氏书作早期的代表，其用笔冷静、雄毅，结体整密、端庄、方正，布白茂密的特性，经过与《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的比拟，不难发现两者在下笔、收笔和结体等很多类似之处。“女官赵妙虚所写的《太玄真一本际经》(伯二一七零)就与《多宝塔》比拟接近，斯二一五七号《妙法莲花经》题记的结体方正，全用外拓，已具备颜体行书特征。前者写于695年，后者写于691年，都比颜真卿早了好几十年，它们对颜体的构成一定很有影响。”再综合颜氏《郭虚已墓志》和《东方朔画赞碑》的书风，能够见证，公元695年前后敦煌地域已呈现《多宝塔感应碑》的书写作风。

李传波四尺横幅书法作品《钱塘湖春行》

《钱塘湖春行》也是一首写西湖颇具盛名的七言律诗。这首诗写早春的西湖极有特色，读后会同诗人一样，爱上这湖光山色。这首诗既写出浓郁的春意，又写出了自然之美给人的强烈感受。把感情寄托在景色中，诗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悦轻松的情绪和对西湖春色细腻新鲜的感受。

此书法，虚实结合，浓淡有致，该书法不难看出，它的气韵和启功大师非常之近，可见李传波老师的功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凡的境界。

此幅书法作品无论是挂在家中客厅书房或是企业公司办公室都很不错，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而且还能起到提升自身品位和修养的作用，作为礼品馈赠他人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此幅作品用于投资收藏也相当不错。

2.《刘中使帖》与敦煌写经《草书残纸》的比拟

从颜氏终身创作历经的三个时期来看，50岁至60岁是其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颜氏书法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颜氏走出“二王”和初唐楷体的藩篱，创建崭新的颜体的时期。这一时期颜氏的书作逐步呈现了行书和尺牍，其行书墨迹有《刘中使帖》《祭侄文稿》和《争座位帖》。

其时，颜氏因得到停息叛乱的捷报，心情激越，奋笔疾书，忠义之气，呼之欲出。该作笔力遒劲，最后一“耳”字，渴笔直下，兴奋之情呼之欲出。比照敦煌遗书《草书残纸》的书风，其作风与颜氏《刘中使帖》非常相近，再比照敦煌遗书《尔雅卷中》(伯二六六一)中张真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字，其书风与颜氏《刘中使帖》极端相近，厚重与雄放之气直逼颜书，而且在书写时间上要早于颜氏16年。

在高昌遗书中，如出土于吐鲁番地域的《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西周都督府下军团符》《唐东塞残文书》其成书比颜书要早近400年，其行笔中虽带有很强的简牍笔意，但其用笔、结体，却同以上诸帖一样，不只与《刘中使帖》非常接近，而且创作时间都要早于颜氏数十年以至上百年。在敦煌遗书中，具备颜书特征的还有写于公元691年的《妙法莲花经》，比颜真卿的行书至少早50年。可见，与颜氏近似的书风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二、颜氏书风构成的其他要素

1.楼兰汉文书的出土佐证了颜氏书风构成的其他成因

《李柏文书》作为楼兰汉文书的代表，该文书所写文字已完整具备行书相貌，虽仍带有隶书笔意，但笔画提按清楚，特别是第一稿，墨色较浓，笔画较粗重，篆隶意较浓;而第二稿、第三稿的书写比拟随意，连笔增加，气势愈加连接畅达，行书的特性更鲜明。从大量遗留下来的楼兰文书残片来看，其中不乏有与颜氏书风近似的笔画与笔意。《李柏文书》的篆籀笔意，与颜氏的《争座位帖》，其用笔有颇多近似，这种近似虽有巧合，但即便颜氏无缘得见，而与颜氏近似的笔法、笔意，乃至书风，却早已在颜氏数百年前呈现。

由此可见，颜氏书风的最终构成，并非其个人在书写过程中自我首创的成熟相貌，而是一步步遵照着吸收、积聚、深思，以及重复熔炼的过程。

2.中原书风对颜氏书风的影响

颜氏“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11]”，从属于当时中原地域的齐鲁大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颜时年45岁)，颜氏在出任平原太守(山东德县)以后，其书迹一改《多宝塔感应碑》秀丽之态，50岁时所书的《金天王题名》及以后的作品皆为大气磅礴、雍容淳厚的书风所取代，而正是这种书风才真正确立颜氏书风的相貌。

颜氏书风的这种变化，与位于山东东阿县鱼山祠以掺杂篆隶、淳厚雄劲见长的《曹植碑》相比，可见其近似的相貌特征。《曹植碑》结体外密内疏，字心中正，捺画雁尾，根本具备颜氏书法的特征。

3.佛教对颜真卿书风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必要途径，而佛寺教育作为唐代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教育特性是以儒为主，儒佛分离成为当时社会认识的主流。

少时家贫的颜真卿如众多书生一样放弃官学，寺学教育便成为其首要选择。颜氏与佛教结下的缘分，从其诗《刻清远道士诗因此继作》“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一句可得印证。

王兆祥四尺竖幅书法作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王兆祥，男，1948年生，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东城美术家协会理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市委党校教育管理系。从事书画教育40余年，现为九州画院一级美术师、北京老干部大学优秀教师。作品多次在全国多种比赛中获奖。在中华世纪坛、首都博物馆、首都图书馆、军事博物馆、中央美院和一些地方省市展览。

颜真卿生活在唐王朝非常注重抄经的强盛时期，大量佛经在传播的同时，需求众多的经生誊写。而不同类型的书写作风的进一步聚集逐步构成的佛寺书法，必然会对颜氏书风的构成影响。颜氏曾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遭授权相元载的排挤，坐以诽谤朝政罪，出贬峡州别驾，未至任，改吉州别驾，自遭贬谪以来，其在公务之暇，已一改常态，开端沉溺诗文，依托佛道，以求摆脱。再则，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从颜氏依托佛道，寻求摆脱的事实来看，其完整有更多的时机查阅由经生誊写的佛教经典，而受其影响便是显而易见的。

4.颜真卿的平民思想对书风的影响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家庭，因其幼年丧父，随同以家道中落，贫穷的家境，对颜真卿的终身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也使他有更多的时机接触和理解下层人民。

盛行于下层人民中的民间书法，“由于民间书手更多地接近自然，更多地参与劳动理论，使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中更多地凭直觉和憨厚的情感去表现自我，而毫无矫饰造作之风”。民间书法中蕴涵的质朴情感，与颜氏所固有的平民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默契的可能。

四、颜氏书法的“流俗”思辨

颜氏书法，在对后世书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时被后世书家讥讽为“俗体”。如米芾曾有云“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而赵宧光的评价似乎较为中肯，“颜真卿严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气，唐人独推此公，亦以品第增重耳。”从颜氏书法中，深入认识到颜书取法民间写经书法的还是当代评论家。关于颜氏书法，启功有言：“鲁公书，非独为有唐八法之宗，亦古今书苑之祖。其铭石之作，上下千年，纵横万里，莫不衣钵相沿。”而关于颜氏的《多宝塔感应碑》，启功曾客观地指出其“书体构造紧密，匀整，作风秀媚多姿，更多地保存了写经的书风”。关于颜氏中年时期所书的作品《多宝塔感应碑》和《东方朔画赞》，现代书家朱关田也曾指出：“鲁公逐个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相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

从颜氏书法与敦煌、高昌遗书的比拟，颜真卿质朴的平民思想和对佛教的亲密接触，经过对颜氏书法流俗的辩证认识，我们有理由置信，颜氏书风的最终构成，决不限于一家一派或一石一碑，而是颜真卿在对民间书法学习与自创的前提下，博采众长、重复吸收和熔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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