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消合社何春寰解读如何进行文物开发

许多人去过台北，许多人到过台北故宫，许多人参观完了，买过仿“翠玉白菜”做的纪念品。一幅藏身保险柜，被层层保护起来的名画，要目睹一次不容易，可是，如果用现代科技手段，把它印在茶杯上，手机套上，做成鼠标堑，可以每天亲近，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会加深很多。

如何保护、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年做了非常重要的尝试，他们与科技产业界合作，将“养在深宫”的文化精品用各种形式开发出来，让这些藏品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关联：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是自然的，没有隔阂的。

台北故宫的文物藏品开发，甚至引起了到访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赞叹：太活泼了！

在文博会台湾馆，台北故宫的馆藏品衍生商品独立成区，人气居高不下。那些书画笔墨，小小的饰物、精致的器具，让到访者忍不住掏出钱包。中国文化，不再是一个抽象概括的词，可以看到，可以触摸，可以感受，还可以带回家去，晨昏相伴。

本报记者借文博会之际，专访了台北故宫的消合社总经理何春寰女士，听她讲述高品质、深厚底蕴的文物副产品如何实现市场与教育功能的完美融合。她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物质的国家，还应该做一个中华文化的输出国，将我们的精品文化资产变成文化名牌产品，输出到全世界”。

关于传承：让文化走进民众生活

南方日报

：来到这个展位，感觉非常中国，非常亲切，你们是如何理解博物馆与公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

何春寰：博物馆的功能到了20世纪之后有六个：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保存、展览以及休闲服务。这些功能中，研究衍生出来就是出版，大型的博物馆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人员，研究完了要出版，出版了要展览，展览就有教育功能。因此很多人去了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博物馆看看，到巴黎要去看卢浮宫，到英国就去大英博物馆，到了美国就去大都会博物馆，因为那里面有人类的文化，有那个民族的文化，或者有那个地方的文化。

事实上，20世纪末，资讯越来越发达，电脑越发达，大家越不靠面对面交流。所以博物馆在做教育推广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和难题，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博物馆开始玩建筑，博物馆里最大的藏品也是建筑，因为大家都把去博物馆当旅游了。

而我们的博物馆是集上下五千年一切智慧生活经验的地方。管理收藏的都是过去皇帝和妃子生活中的用品，代表着极高的品味和审美。

我们思考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当一种文化内容只是在玻璃柜里跟人们接触，那么这样的文化没有办法跟人们传承，最终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数字化将文博会做成动漫、动画、3D影片，让其走进人们的生活，“喊山山不来我自去”，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我们的人群。

一个瓷器，一张画没有办法让人们带回家，但是数字画、纺织品是可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透过跟各种产业结合，通过各种不同的材质、技术和功能，让文化走进民众。

这次文博会上我们有一个“翠玉白菜”元素的雨伞。这让这件“翠玉白菜”深植人心，我们光是这个翠玉白菜就有差不多230件跟它相关的产品，过去的一年，这个衍生品我们带来1.2亿台币的生意。

关于产业：赋予产品文化内涵，就是赋予产品美感

南方日报：您曾说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已成台湾文创产业龙头，如何理解？

何春寰：文创产业讲究的是内容，内容是什么？今天假设我们都画日本漫画，那是日本的文化。那么我们最好的、最纯正的中华文化在哪里？在故宫你才可以看到。

譬如这个翠绿白菜，它色泽亮洁，又有“百才”、“百财”的好意头。除了玉石本身运用其白色和绿色的部分雕成白菜，还巧妙的做了螽斯等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多子多孙，这是一个好意头的隐喻，这种中国传统型的东西很多都是透过物质来讲精神的。

这么好的寓意通过学者研究写成书或者作为出版品进行展览，然后在教育推广方面，我们认为衍生品可以做第二棒。所以我们在跟产业界合作方面要互相学习和体验，结合做出来的东西有非常好的传承艺术价值和品位。

故宫的产品跟产业界结合，产品就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美感，这在市场上有优势。最近几年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机制，事实上，博物馆和产业界的结合很难，但是透过这个机制，我们发现，当商品成为文化内容载体的时候，因为它的大量生产和可复制，博物馆那些唯一的文物就可以通过材质的转换和复制被每一个人拥有。以前我们的藏品都是皇帝和妃子可以用，现在透过文创产业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是一个普及。每个人都可以有皇帝的品位。在拥有、使用的过程中，文化就在你的生活里，这个传承是自然而然的。

台北故宫的文创产值从一年的1.2亿、3亿到去年8亿多台币的营业额，观众看到的时候想掏真金白银购买送给朋友分享，我认为就是社会的承认，承认我们的路子。

南方日报：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馆每年有多少新产品开发出来？

何春寰：现在说不准，我们大概每三个月有四五百件申请，会通过的大概不出一百件，对于申请我们很严格，设计风格和档次不好，跟故宫的关联性太少，品质太少肯定不行，因为将来这些产品是要挂故宫的商标。另外，价格太高也不行，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教育的载体，要让公众负担得起，不能只以赢利为目的。

关于授权：全程参与产品研发生产

南方日报：我们知道，除了台湾的企业，你们还跟法国、意大利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有合作，唯独没有大陆的企业。深圳的中金国礼是第一家跟你们合作的大陆企业，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为什么是这家企业？

何春寰：今年我们是第二次来文博会，去年来的时候几乎所以做黄金珠宝的企业都来跟我说何经理可不可以请你去我们公司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合作，我都一一去拜访，但最终当我们把申请和授权的规则讲出来之后，十家企业走了八家，最后只剩下这一家。

在大陆，有很多厂家都认为得不得到授权没区别，因为产品长得都一样。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授权，把这个东西卖给你的消费者，他们的保障是什么？传达给你的消费者的是什么？事实上，有没有授权差别很大，文物有很多细节，产业界的人不熟悉细节，给他们一个图片剪贴，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出错。

我们的授权含有两个含义：1、允许产品使用台北故宫的商标；2、提供最精准的第一手的影像资料，让合作方最大程度地接近和掌握文物的各项指标。以中金国礼研发黄金合璧版的《富春山居图》为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派出专家全程参与，监控质量，提供专业意见，确保黄金艺术品的品质。我们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厂商热爱和尊重文化，在品质控制的过程中我们从品质外包装都要控管。我们希望企业可以赚钱，那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我们希望它承载的是对的，传达的信息是对的，这是博物馆的责任，而产业界的责任是品质、服务、价格。

尊重知识产权，提供最好的产品，最终是保护了收藏者的权益。也正是这种对文化产品、对知识产权“正心诚意”的态度，让我们选择了与深圳这家企业的合作。

南方日报：《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已经去世多年，按照国际法律的共识实际上已经没有版权了，博物馆实际上是受公众委托监护保护文物。现在博物馆的授权实际上是数字化档案的授权？

何春寰：原作的知识产权是属于创作者，《富春山居图》的知识产权是全世界人拥有，但是数字图档的知识产权是故宫的。如果有研究学者或者学生要写论文等非盈利的用途没有任何金钱收入的时候我们的授权科有各种各样的授权，不用花钱，或者如果出版在学术期刊，我们收取非常低廉费用，因为博物馆的教育研究功能通过图像授权我们可以免费，但是产业届要通过这个挣钱我们是要收费的，盈利性的收入我们可以反馈博物馆，我们也欢迎产业使用甚至借力接棒让这些博物馆的内容走进千家万户。

如今，市面上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

正式授权外，还有一些通过其他形式对《富春山居图》进行自行理解和艺术再创作的产品。这也是弘扬和推广传统文化的善举，对此，我们得以乐见，也期望更多的有识之士，通过规范的文化创意行为，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

关于文博会：这是个非常有效的平台

南方日报：这已经是你们第二次参加文博会，我们了解到，这三年来台北故宫几乎每个月都会到大陆各地带着产品参展，这是源于什么？

何春寰：2009年初故宫博物院到北京和上海拜访故宫博物院或者上海博物馆，这是两地第一次博物馆的正式互访，我们达成8点共识。在这几个共识里加强博物馆的交流和合作，在此背景之下，推广我们已经把文化衍生品当成教育的载体(的做法)，我需要更多的船和车载着这个载体走，因此，借着这个船和车，我们希望跟公众、代理商和经销商接触，但市场太大，我们希望透过各种展会来了解，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文博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我们来这里既找经销商又找合作厂商，这是故宫第二次参加深圳文博会，已经产生了第一个真正授权的厂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透过跟民众接触给人家一个了解故宫博物院的机会，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推广。透过复制品和多媒体以及衍生商品展示，现在大陆人到台湾都会把故宫作为必去的地方。我们觉得两岸要交流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文化。

南方日报：对深圳的公众有什么印象？

何春寰：去年来深圳的时候，第一天很多人来买书，到最后一天，依然爆满，我们的书全都卖完，我很奇怪，我走了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书都没有卖完，我当时有两个想象，要不就是深圳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城市，要不这里有非常多的创意人，对文化需求很迫切。

这次文博会，第一天我们卖书没有停过，很多人都是在问这本有没有那本有没有。深圳这个地方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是很多的，只有对文化知识很渴求的，才会掏钱买书。

南方日报记者 吕冰冰 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