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文化玉刀探究(图)

图一

图二

陕西 王长启

上世纪70年代有两位陕北人到我工作的单位上交玉器，即玉刀(图1)。长17.7厘米，宽4.5厘米；片状呈梯形，两侧短边略斜，边长有刃；背面较短，整体很薄，刃部两面磨成；近刀背处有三孔，间距相等，孔为一端大，另一端小的马蹄状。当时两位陕北人称自己是由神木高家公社石峁来的，玉刀在“铜川”拾到的，可能属文物，在那里挖了很多，到西安办事顺便带来一件，看能否卖钱。我认真看后，认为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时代很早。当时我感到疑惑，就问：“神木距‘铜川’很远，你们怎么在铜川挖出。”他却说：“我们家距‘铜川’很近。”我接着又说：“你们回去及时给当地文化部门汇报，将拾到的其他玉器上交给他们，他们会奖励你们的……”我面对这件玉刀便产生很多疑问：神木离“铜川”很远，怎么能说距“铜川”近，在那里挖到很多玉器，我从来没有听说“铜川”出土古老玉器，就是陕北地区，也不可能有古老的玉器啊！如果真在“铜川”能挖到此类玉器，那里一定是遗址区域。这件玉刀具体是什么时代？我带着疑问无可奈何将此玉刀入库，并记上“铜川”征集。后来看到石峁出土玉器的报导(注1)，才知道这玉刀是石峁出土的玉器。石峁附近有称洞川沟的地方，当时出售这件玉刀的两位陕北人所说的“铜川”就是洞川沟，是我没听准确，误把洞川沟听成铜川了。从此我对石峁玉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关于陕西省神木征集的龙山文化玉器、龙山文化遗址、石峁龙山文化玉器及周围的新华遗址、延安地区芦山峁遗址、寨峁遗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准格尔旗大口文化遗址、山西省忻州游邀遗址等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的发表，基本理清了石峁遗址及玉器的文化内涵、性质、时代。特别是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当地文物考古部门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有很多重要的发现。石峁遗址外围的石砌城墙的发现更为重要，“初步判断石墙与石峁遗址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注2)”

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石峁遗址中发现丰富多彩的精致玉器，共征集126件，有刀、璋、铲、斧、钺、璧、璜、人头像、玉蚕、玉鹰、虎头等。此后，在此又有新的发现。解放前外国人还在当地农民手里收购了很多玉器，目前在一些欧美、日本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就收藏有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其已成为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石峁玉器与石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论文发表后，使我们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出土的陶器丰富，其主要有鬲、、、袋足瓮、缸、盆、碗等。依据陶器类型学把石峁遗址与周围遗址出土时代清楚的同类器进行对比：例如，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文化。“大口二期面貌与石峁遗存接近，文化内容丰富，出土袋足瓮、鬲……三足器较多，认为大口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对要早于偃师二里头早商文化，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另外还与其他遗址的遗存进行对比研究，“石峁遗存的整体年代应该稍晚或相当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段，部分因素已进入夏纪年范围。”(注3)同时，对距石峁村不远的新华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研究，“就其绝对年代来说，新华遗址玉器已属于夏代玉器范畴。”经过对神木新华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对周围遗址的调查对比，“研究表明，新华遗存文化面貌与石峁遗址内涵基本一致，并且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这一发现为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类似文化遗存定位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依据。”石峁遗址“从大量精美玉器出土的现象及出现坚固的防御石城来看，石峁聚落应该是龙山晚期以来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的一个中心聚落。”(注4)总之，石峁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器形之精，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了解清楚玉器品种、具体年代、产生原因及内涵，有着深刻的意义。

1976年在高家堡石峁征集的一批玉器中，多孔刀就有15件，最长的达54.6厘米，最短的长19.5厘米，孔应是安装在木柄上便于绳索捆绑固定用的。制作精美，极薄，不属实用器，应属玉礼器，或是仪仗用器。玉刀是在原生产工具石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史前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在国内新石器遗址中普遍出现玉器，从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形成八个文化中心区域(注5)。多数区域出土有玉刀，玉礼器的出现与形成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这段时期由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认为，石峁遗址文化应属龙山文化晚期，三孔玉刀也应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玉礼器。

玉牙璋属玉礼器，又称刀形瑞刃器。玉礼器包括圭、璧、琮、璜、璋五瑞(或五玉)，还有玉琥，合称为六瑞(或六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惟治兵守。”《说文》：“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诗・大雅・板》：“如璋如圭。”孔氏疏“半圭为璋，合二璋则成圭，以喻民合君心。”1976年在陕北神木石峁村征集的玉器中，玉牙璋多达28件，其中较为精美的一件(图2)，长34.5厘米，首端宽7.9厘米，厚0.3厘米。玉质深绿色，片体，整体似剑，分体与柄。体首端出歧，两牙，有一残缺，(原可能为三牙)，内凹有刃，两侧边略斜。柄作长方形，正中有一穿孔，末端斜形，柄与体交接处两侧有突出的牙齿。体近柄处阴刻三组平行线，与柄相交的一组仅有两道平行阴刻线，其余两组为四道平行阴刻线，其间有两组双交叉线。其28件牙璋造型略有差异，体首端有的出对应两牙，有的内凹成月形，柄部都有一穿孔，形如铲。这类牙璋在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中多源于这一地区(指神木地区)(注6)。在其遗址不远的新华遗址，也出土一批玉器，其中有玉璋，时代相同。关于牙璋，别的遗址还有出土：四川广汉中兴乡出土三件；二里岗出土一件；二里头出土两件；山西省侯马牛村出土一件；福建漳浦眉力出土一件，首端齿牙断失……(注7)，在香港大湾也出土有牙璋。李学勤先生说：“牙璋最北的出土地点是陕北神木石峁……(注8)”看来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牙璋的地区较多，但是石峁地区出土的最多，说明使用玉牙璋礼器盛行，即石峁龙山文化时期为玉璋的盛行期。

关于玉璋，学者郭宝钩、夏鼐、凌纯声、冯汉骥、童恩正等及日本、欧美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论文。郭宝钩认为，新石器时代石斧为后世圭璋之始祖，正刃者后世演为圭，偏刃者演为璋，圆刃者或称为碗圭，缺刃经重磨两角突出者或称为剡圭(注9)。说具体点，“玉璋是流行于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是一种象征征伐的仪仗器，分布地域非常广阔。一端作凹刃或歧峰，柄部位往往有扉棱便于绑缚，是由偏刃状玉斧演变而来的”(注10)。从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得知玉斧在很多新石器遗址出土，是王权的象征。斧形玉器流行的年代，大约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西周时期，即距今6000～2800年。玉斧也属玉礼器，璋、圭、戈就是由此演变而来。这时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制度体系发生急剧变化，各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开始形成，各部落为争夺财产常常展开大规模的兼并战争。部落酋长操有大权，即神、财大权。有的学者认为牙璋来源农耕工具耒稆，是仿耒稆的形状而制作的瑞玉。当时农业是主要经济，为了丰收以玉璋作为瑞玉祭祀天地的器物。上述对玉璋看法都是有一定的理由。

石峁玉器品种丰富，从考古发掘资料中得知，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或稍晚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玉器，主要部分是礼器，这段时期称为“玉器时代”。玉礼器是传统礼制制度中最能反映社会观念和价值形态，对它的进一步研究，能认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内涵，揭示社会原貌。(责编：蔚蔚)

○注1：戴应新《陕西神木县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3期。

○注2：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考古年报》。

○注3：张宏彦、孙周勇《石峁遗存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年1期。

○注4：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4期。

○注5：何宏波《史前玉礼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

○注6：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4期。

○注7：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注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相关问题》【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125-134。

○注9：郭宝钧《古玉新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商务印书馆

1949年。

○注10：董洋《神权的象征――浅谈古玉中的斧形玉器》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