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收藏需从砚史与材质入手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将精神追求寄托于文房之中，北宋诗人苏舜钦就说：“笔砚精良，人生一乐。”这不仅是为了能把字写好，更是一种精神享受。

由于现代人书写习惯的改变，不再用砚台，对砚台的重视程度也大为下降。多年来古砚的价格一直不高，近两年才有抬头之势，就连新的上等端砚歙砚的原材料也能卖出高价。也正因为喜欢砚台的人较少，砚台保存相对容易，而且在古代也是文人必备之物，因此在古玩市场上古砚真品存世相对多些，也为收藏砚台留有了一定空间。

文房之乐乐无边

文房乃文人读书写字的房间，也是精神寄托的空间，和如今我们所说的书房不是一个概念。古人的文房可大可小，一般有钱人家的文房往往比较宽敞。首先一个牌匾，有自己或名人题写的斋号；屋内是一张大案，文房诸具整齐摆放；旁边有小桌和一对椅子，品茶之用；然后是一个书柜，摆上几套常看的古籍；还有一个讲究的香几摆个香炉，墙上挂着古琴和名人字画，仅此而已。讲究的文房往往显得整洁，甚至空荡，家具不能多，书籍也不多放。至于藏书和古玩，都有专门的库房收存，不能堆放在文房之中，不然会显得粗俗肤浅。

文人可以在文房内独自焚香读书，也能给远方故友写诗寄情，或是和好友切磋琴艺，还能畅论古今针砭时弊，更有冥想思考以探究环宇之妙。文房不仅是文人训练和展示文人技艺的场所，更是延伸文人精神的空间。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人”，其概念是从五代到北宋形成的，文房器具开始出现更多的艺术化器物。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文人呢？或者反过来说，文人需具备哪些条件呢？

古人所谓“六艺”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不小，所谓“礼、乐、射、御、书、数”，此标准要求人们“文武双全”，还得有“经世治国”的本事。后来人们提升“文”的分量，不大提“武”的事了。窃以为文人要具备“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技艺高超、高雅脱俗”这四个特点，待我逐一说来。

第一，文人要品德高尚，于平时生活能礼贤下士、中庸仁爱；于天下苍生能仗义执言、殒身不恤。一个唯利是图、表里不一的人，是不能成为真正文人的；第二，传统文人需要通晓四书五经和相关著作，以及儒释道三家理论，对二十四史和古文典籍要有深入研究，既能引经据典，又能即兴赋诗；第三，对于文人必备的技艺，也需要长期练习，比如弹奏古琴、下围棋、书画篆刻、鉴别古玩，以及焚香、品茶、园艺等等；第四，文人是高雅脱俗的，这并非不能讲市井笑话，并非不能喝酒划拳，而是说精神之意趣不能从俗，要有自己独立的美学追求和独到见解。

文房之乐趣并非仅仅是精神上的，收藏文房清玩也是物质上的一大乐事。文房清玩不仅有笔墨纸砚，更被历代名人分门别类。明代初期曹昭的《格古要论》将文房清玩分为13类，而明末文化兴盛，屠隆的《考槃余事》开列了45种之多。如今我们收藏的文房清玩主要有：古琴、宝剑、砚台、印章、印盒、砚屏、砚山、水丞、水注、笔洗、笔舔、古墨、墨盒、墨床、毛笔、古纸、笔筒、笔架、镇纸、臂搁、青铜器、香炉、佛像、奇石、碑帖，还有古玉可以用来把玩，也可以用来做镇纸。宋朝是文人风气肇始之时，也是兴盛之时，因此宋朝的文房清玩人们格外喜欢。

几个砚台收藏家的故事

自古以来爱砚之文人数不胜数，有几个小故事不妨说来与大伙分享。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爱砚爱石如命，曾见到巨石躬身下拜，称之为兄，更是提出了奇石收藏的“瘦皱透漏”的“相石四法”。对于砚台，米芾不光收藏，更是加以研究。一次，宋徽宗让米芾写字，米芾写完后大胆向皇帝索要砚台，说砚台他用了，皇帝不该再用。皇帝应允后，米芾抱着砚台揣进怀里，弄得一身墨汁也无所谓。这个故事的真假自然难以考证，但“米癫”的雅号更加活灵活现。米芾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并著有《砚史》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米芾的书法水平要高过其他三人，其“刷字”也并非用刷子刷的意思，而是说有如刷出来的字一样，又飘逸又有力。就连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也说米芾的水平高过苏东坡。天天写字的书法家，怎么能不爱砚如命呢？

米芾毕竟离得太远，而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的藏砚故事就更真实了。徐氏兄弟都喜欢收藏砚台，哥哥起步早，新旧砚台都收，弟弟则后来居上，每以昂值索古砚。哥哥收到砚台总爱题刻一番，而弟弟则绝少题刻，尽量保持砚台原样。徐世章后将所藏古物悉数捐献天津博物馆，由此让天津博物馆成了收藏砚台的著名博物馆。徐世章平时生活节俭，可是藏砚的时候不惜重金，只要让他盯上了，多贵都买，曾经有用等重黄金购买砚台的传奇故事，甚至有的砚台可以换一个大宅院，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每当收藏到好砚台，徐世章都会把砚台送到北京琉璃厂，请高手制作红木砚盒，并考证其传承出处附于砚盒之内，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由于徐世章高价藏砚的名声太盛，有狡猾的古董商就找来优质古砚，然后铭刻名人题记，再配上好的装饰木盒，偶尔也骗过徐世章的法眼，因此一些徐世章藏砚上的题刻有的仍有争议。

还有一个砚台也有一段故事，这个就是我在首都博物馆做志愿者的时候发现的。在首都博物馆以前的文房展厅，有一方绿色石头的砚台，清代文人纪晓岚曾收藏过，纪晓岚说这是“端溪绿石上品”。砚台后被康生所得，康生在砚面上铭刻文字，讥讽纪晓岚，说纪晓岚还号称砚台收藏家，连洮河石都不认识，遂将此砚定为洮河石，至今标牌的说明写的也是洮河石。我反复观看此砚台，觉得是康生错了，纪晓岚对了。因为从外观来看，此砚并无洮河石的特征，表面粗糙程度不够洮河石光滑，硬度也似乎不够，更没有洮河石常有的黑色纹理，怎么看都应该是绿端。 其实收藏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就算错上一两次，也在所难免，要是对了，也不必讥笑他人，比如康生，反倒误人子弟，还得落下笑柄。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收藏了不少中国的好砚台，那时砚台被当做废物，往往几块钱就可买到上好的砚台。日本人爱好文房清玩，蜂拥至中国抢购文房珍品，砚台自然是被作为重点项目，大量搜购，致使目前日本有不少精品古砚。而如今一些拍卖场上从日本回流的中国古砚，很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流出的。

藏砚需从砚史与材质入手

我开始收藏砚台非常偶然，是前几年一个相熟的山西古玩商贩非要搭着卖给我一摞砚台，8个砚台100元，黑乎乎，脏兮兮。我不想要，可他非要卖给我：“兄弟帮帮忙吧，背回去实在太沉了。”我把砚台拿回家洗刷干净，查阅了一下资料，竟然发现3块上好的明清时期端砚。

要收藏砚台，需要了解砚台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造型特点，同时还要区分各种砚台材质和加工工艺，有时候一个地方没认识清楚，就会使砚台的时代和价值判断出现巨大差别。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各种墨迹花纹明显是毛笔绘画出来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个时期就有了毛笔和研磨器。早在汉代，就出现了雕刻精美的砚台，有三足砚，有平板砚；晋代则有砖砚和多足瓷砚等；隋唐时期，各种材质的砚台层出不穷，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成为名品，后来记载的所谓唐代红丝石砚，实际上是子虚乌有，因为无论出土还是传世，都没有发现，可能是明代人杜撰的；宋元时期，砚台多为石质和澄泥，风格简洁流畅，注重实用功能，沿袭了唐代风格；明清时期，砚台装饰性大大增强，以符合文人的喜好，比如玉质砚台更多的是专为收藏所做。

汉唐砚台存世较少，一些宋元时期砚台又难以识别，很幸运地在旧书摊找到一本《古砚拾零》，作者是著名碑帖鉴定家王靖宪先生。王老对古砚的断代和分类极为精通，小小一本《古砚拾零》竟然解决了多本大部头砚台书籍所不能解决的古砚断代问题。通读此书之后，我轻而易举地在地摊上买到几块唐宋古砚。

古砚的材质多种多样，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红丝石、松花石、易水石、田横石、贺兰石、砣矶石、菊花石、和田玉、瓦当、仿古瓦、漆沙砚、铁砚、瓷砚、木砚等等。其中铁砚、瓷砚和木砚不为普通人所重视，但是在古砚爱好者看来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因为澄泥砚、端砚等石材会微微掉色，所以磨朱砂用瓷砚、汉白玉砚或者白端石砚。瓷砚既是瓷器藏品，又是上好砚台，具备双重收藏价值，同时烧造较少、易于损坏，存世量也比石头砚台少很多，因此瓷砚一直是藏砚之人的心爱之物。

好砚台需要具备两个优点：易发墨，不伤笔。古人磨墨不是那么容易的活儿，假如砚台太光滑，加水磨半天也没啥墨汁；假如砚台太粗糙，墨倒是好磨了，可容易损伤毛笔。因此，最好的砚石材料就是端石，端砚也成为四大名砚之首。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说明在唐代端砚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商品，产量较大，销售较广。

人们常说的“四大名砚”指的是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河砚和山东的鲁柘澄泥砚。另外，山东砚石众多，又是孔孟之乡，文化繁盛，因此人们对于山东出产的砚台格外喜爱，也有将山东砚台称为“鲁砚”一说。

名人题刻的古砚要当心

砚台的鉴别有点“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意思，因为在对砚台没有概念的时候，就不知道砚台的质地和年代特征，拿到一块砚台，只能感觉好看不好看，不会有更多认识。人们一旦通读砚台收藏的书籍，再收藏到几个砚台做标本之后，能很快了解古代砚台的一些特征，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加之新仿的砚台和古砚在制作工艺上有比较大的区别，刀工特征和打磨痕迹都不一样，同时古砚有很多自然的出土或者磨损痕迹，仿品往往做得不像。

更多的赝品砚台并非新作之物，而是“老砚加新款”。一些造假者找来上好的明清端砚，配上红木盒，略微做旧，然后铭刻名人题款，往往诗情画意似有天然之趣，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古砚中有铭文的少之又少。

宋元之前的古砚就算偶有铭文，也大多是年号时间等等，并非文人趣味之作，而明清时期有大量文人手泽之印章，亲刻之砚台少之又少。因为印章石质绵软，易于吃刀，而砚石坚硬得多，没有经过长期练习很难雕刻。因此文人想送好友砚台，还得事先写好底稿，送交刻工雕刻，而刻工往往文化水平低，难以写出一手好字。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别轻易购买有名人题刻的砚台，有名人的铭文，就有很大的风险，尤其是价格高昂的时候。

我曾在一个著名砚台收藏家的著作图录里，发现了一个赝品。此砚台为长方端石素砚，砚背上分别有清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名人题诗，在右上方、左上方和下方铭刻篆隶行三体诗句。首先我想，清代早期的人，怎么可能还想着为后来的人留地方，而将字挤在右上角呢？清中期的人也够意思，留下整个下半部给后人题刻？虽然字体不同，但是仔细观察，每笔的刀痕，从角度到深度到笔划的粗细，均几乎一样，说明很有可能是一人伪刻而成了，甚至是知道了该藏家之爱好而专门给他定做的。

在当前很多雕刻作品中，老货加新款是个普遍做法，更是发财之道。比如砚台，明明在明清两代大多作为工匠制作的实用商品销售，很少刻款留名，但是如今经常看到名人题款的砚台出现。一般来说，砚台的名人署名标准器并不多，目前多数名人落款的砚台都是老砚台加新款——毕竟加了款价格至少就加了个零。就连爱好收藏的乾隆皇帝也没少上当，他令人编辑的《西清古砚》里就有伪刻宋徽宗和苏东坡名款的砚台。

有人以为古砚一定满是墨迹和污垢的，其实不然。古人用砚之后，都要清洗干净，留有宿墨是邋遢的表现，好砚台极少有旧墨污染。古代有钱的文人，往往有书童来做些准备和善后之事，比如裁纸、磨墨和洗笔砚都是书童的工作，文人动手只是因为想享受其中的雅趣。

研究古砚要更多地从实物和当代名家著作入手，万不可以讹传讹。比如所谓的澄泥砚的古代制作方法是将绢袋吊挂于汾河中，经年累月后，绢袋的细泥即是澄泥——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河水冲刷之后，最细腻的泥应当最先被冲走，留下的无非是比绢的空隙粗的沙子。上好的澄泥砚是由仔细筛出的细腻泥土经过成型烧制而成，由于质地坚硬紧致，常常被误认为是石头，这也需要更多的实物观察才能掌握其中的质地特征。启功先生说练习书法要破除迷信，看来收藏也是一样的。

端砚在砚台文化里地位最重要，大家要弄明白端砚的各种坑口和石品还是不容易的。端砚有几十个矿坑，历代开采，色泽表现各异，人们的钟爱程度也不同，价格也自然高下有别。我曾对照两个砚台收藏大家的砚台图册，几乎一致的两块砚台材料，一个名家说是麻子坑，一个名家说是宣德岩，把我彻底搞晕了。高端古砚收藏家往往只选择名坑的端砚，对于石质不好的端砚弃之不理，而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这些东西反倒可以便宜买来敝帚自珍。

我更多地关注端石总体品质的好坏，比如端石有如紫缎、细腻柔和，哈气生雾，敲之有木声，此为上品，而颜色混沌、粗糙涩手、哈气速干，敲之有金属声为下品。色如马肝之殷红端砚为宋坑，则较为好认。

至于端砚的石品，我是不大喜欢的。宋徽宗赵佶曾说：“端石如一段紫玉便佳，何必有眼。”那时候宋徽宗认为杂色都是石病，要纯色才好。而后由于石商需要划分端石质地档次，制造出各种石品的称呼，而这些石品经过文人的艺术化，成为人们追捧的石眼和斑纹——这和当代柳州红水河观赏石的情况类似，人们在短期内起了很多名字类别，听说有所谓卷帘石者，竟按卷帘的层数交钱，一层一万元，让人难以理解。对于端砚来说，能利用杂色做巧雕固然可喜，假如仅仅是一块没名堂的杂色，就命名为珍贵石品，我个人还是难以赞同。

古砚目前存世尚多，而且有的精品砚台并没被古玩商贩所认识，赝品也不像瓷器和玉器那么泛滥成灾。同时由于砚台重、价格低，很多古玩商贩在收摊前都愿意低价处理掉所带砚台，免得再背回老家。这都为我们在赝品横行的今天，在砚台收藏上捡漏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对于高档次高品位的收藏家来说，收藏古砚应该瞄准名贵石料的精品，比如南宋歙石官砚、老坑端砚、名人遗物，这些砚台存世也少，价格相对明清官窑瓷器来说连零头都不到，但这些砚台在当时的档次和地位远高于瓷器。相信在未来几年，收藏市场经过整合淘汰，高档次的藏品将越发珍贵，一些高档古砚也会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珍宝，而一些普通的古砚，只要古雅可爱，无论价值高低，也能成为古玩爱好者的案头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