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上洒落的珍珠：联珠纹

西域纹饰名目繁多，璀璨夺目，它附丽于青铜器、古建筑、玉器、石器、甚至石窟壁画上……随处可见，特别是“联珠纹”，在西域各种饰物中频频出现，影响深远。

联珠纹，顾名思义是由大小相同的圆圈或者圆珠连续排列成的一种装饰图案，在建筑中一般被用于辅助纹样，为不同图案的分界，或者用来装饰条状物件或建筑件。而在纺织品图案的构成上，往往用联珠纹编制大框架，在框架中染出或者编制出动物、花卉等纹样，用于服饰的装饰。通常认为联珠纹样是盛行于萨珊时期波斯的纹样，被萨珊波斯广泛用于编织物、宫廷建筑的浮雕、萨珊银币以及各种器物上，同时在中亚地区也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中亚艺术特色的图案之一。其中联珠圈纹中饰鸟兽是典型的萨珊联珠纹，此时中国对应的历史时期，当约为南北朝至唐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图式纹样主要集中保存在墓葬陪葬品、佛教造像、洞窟壁画上，以洞窟壁画为最多，像一颗一颗大大小小的珍珠，星星点点的洒落在祖国山河的各个古道上。

联珠纹的产生与发展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国新石器时代马家窑马厂型中就出现了典型的联珠纹。新石器彩陶文化中曾一度持续出现了联珠纹。联珠纹是青铜器中出现最早的纹饰之一。最早出现在在夏代晚期爵和斝的腹部。到商代早期时，己是空心的小圆圈，并作为主纹出现。联珠纹在瓦当中有着悠久持续的存在。基本组合形制为，中心乳丁外饰一周联珠纹，外围饰文字图案。文字图案有：“长生无极”、“亿年无疆”、“巨杨家当”、“长陵东当”、“永奉无疆”、“高安万世”、“千秋万岁”等。可见，瓦当中联珠纹与云纹、文字图案的组合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在特定的时间里有其规律可循。到三国吴末时陶瓷器腰部加饰联珠纹。瓷器中的联珠纹和青铜器中的联珠纹形成较为相似，用管状器在瓷胎或陶范上印制而成。也有联珠纹由一个个相互连接的花蕊纹组成，少数简化为一个圆圈。西晋时，联珠纹曾作为越窑中的主要装饰。

联珠纹在中国出现虽早，但并未形成自觉连续的传统。相反，在波斯的安息时代，这一图案形式得到延续，至萨珊王朝发展成熟，表现在钱币、丝绸以至银器上的装饰上。从这些联珠纹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联珠纹被当作分割线划分装饰面，更常见的是围成珠圈环绕主纹，联珠圈有的纯以圆珠构成，有的再以其他图形将它二等分或四等分，若成相切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时，这些图形则作为连接纽带。波斯联珠纹中的圆珠象征着太阳、世界、丰硕的谷物、生命和佛教的念珠。

在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具有联珠纹的文物数量不在少数，尤其是联珠纹织物。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联珠纹织物的中西差异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波斯，因蕴含复杂的宗教意义而形成特定的组合程式，在中国，则具有自身的理解。联珠纹织物在中国传入到流行再到融合的过程，即大致出现于南北朝，在隋代开始流行，在唐朝达到兴盛，和中国本土的装饰纹样融合，实质上是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写照。空间上，联珠纹不同时期的分布描绘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丝绸之路北道、中道的东端不再是百万人口的大都会长安，甚至也不是洛阳，而是一直被延伸，直到日本的九州、本岛。而此前鲜为人知的丝路南道，在南亚次大陆和岷江流域也渐渐清晰起来。

在我国联珠纹从早期的只局限于青铜器和瓦当等器物的装饰中发展到后来的丝织品、壁画、佛窟等表面。如新疆营盘墓地出土过一只时代约相当于东汉中晚期的香囊，它就在绿色绢质镶边上贴饰圆形金箔片，效果极似带状联珠纹；公元3一4世纪，于阗地区佛寺壁画也借用带状联珠纹作为菩萨背光的边框；随着佛法东渐，5世纪前后，联珠纹进入华夏文明圈。甘肃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就采取了与于阗一致的做法。此后，又在大同云冈石窟见其踪迹；北魏时，联珠纹为其他艺术形式所采用，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刺绣上有联珠组成的龟甲纹、宁夏固原漆棺有典型的彩绘联珠圈纹。然而，这些年代、地点分散的案例尚不足以证明联珠纹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装饰纹样。它的广泛流行，尤其是联珠圈内填以其他纹样的做法，还要晚到6世纪中期以后。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现了联珠圈纹织物，在敦煌的壁画、彩塑上也多有表现，文献中亦可见到相关的记载，可见联珠纹影响颇广。此外，在克孜尔千佛洞第60窟中，有“大雁联珠”壁画，大雁颈后饰有两条绶带飘向后方，口衔一串链饰物，下垂三珠，四周有一圈联珠纹组成的纹饰。整幅壁画呈现出一种非常协调、祥和、舒心、美好的气氛。既醒目，又令人回味。西域画师在学习西方联珠纹特点时，结合了本地域审美情趣，运用一些可塑纹饰，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画面语言及表达方式，因而波斯萨珊朝的联珠纹得到了广泛运用。无论在丝织品、陶器或石窟壁画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联珠纹的变化运用，给人以姿态万千而又微妙神秘的美感。

变化是图案形象装饰的一种艺术手法。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出土的唐代陶器竟也运用了联珠纹。陶器表面有许多小圆点组成的联珠纹，又将联珠纹缀饰成莲瓣纹，使这件出土陶器图案更显活泼，富有新颖、鲜明的节奏感。

从出土数量上来看，要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各类联珠纹织物。作为大唐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吸取容纳诸多异域风采的典型，联珠纹即其中一例，被认为是受波斯萨珊王朝纹饰的影响。图示的联珠纹是由大小基本相等的圆珠联接排列成圆环形状，每隔五颗圆珠嵌入方框圆点一个，联珠环由不同的颜色显花而成。对马纹是唐联珠纹锦由两条横向排列的椭圆圈组成，有两组马纹，上行对马一前足腾起，作行走状，下行作俯首食草姿态，两者相同处在于肩背长有双翼，联珠纹外围则饰以六、八瓣小朵花，下排马足下为莲花纹，联珠纹中间饰以忍冬花纹。唐锦中，联珠纹锦属前期的典型品种，收藏价值高于其他类锦。 而联珠鹿纹锦则是联珠纹圈内织出一只鹿，鹿略有变形夸张，身体肥硕而四条腿很短，呈行走状，昂首挺胸，颈系飘拂的绶带，头上的大角锋利，身上装饰三个绿色大圆点。“鹿”与“禄”相同谐音，象征高官厚禄，因此古人多把鹿作为吉祥图案。

由此看来联珠纹在中国虽然出现的更早，但它从6世纪中期才开始流行。 那时中国的联珠纹虽以粟特地区为中介受到萨珊艺术的影响，但也融人了自身的文化理解和艺术形式，这令联珠纹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萨珊图案离意、改变了西方原貌。联珠纹中国化首先表现在它主题纹样的变化上面，萨珊波斯的联珠纹环绕的的主题纹样，常见的图案有动物单个纹样或单独的兽首纹样，如翼马、犬、狮子、象、野猪头、骆驼、鸾鸟、半兽半鸟的森穆夫等，这些纹样因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意义，从而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风格然而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这些主题纹样也在发生着改变，从出土的织物可以看出联珠圈内的主题图案开始出现鸳鸯、鸭、鸡、花卉、甚至有汉字与胡人形象结合的纹样等，这些纹样生动写实，极具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尤其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的联珠纹锦中，联珠内的主纹居然是中国传统图案龙的形象，而且在表现手法上更近于中国绘画，这充分说明萨珊波斯的联珠纹和中国的文化、历史、风俗等已经达到了很好的融合。另外，联珠圈内的主纹在构成形式上也开始不同于萨珊波斯的纹样。萨珊式联珠纹的圈内，主题纹样多为单独纹样，如单一的猪头纹或翼马纹等，这样的纹样经过中国工匠的改良之后，联珠圈内开始出现捉对成双、甚至是两两沿经线或纬线对称的纹样，使得萨珊波斯的联珠纹在中国中古时期呈现出了崭新的风貌。

联珠纹作为一种纹饰符号，时间上跨越近千年，空间上跨越千万里，在不同时间被不同地区的人民表现在多种材质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旨趣，一次次将这种纹饰的意义拔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都有着自己的产生、发展和衰微的过程，对联珠纹的运用发展到现代，又呈现出了变化多端的态势，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仍然可以窥见联珠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