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熊首三孔器的神话学解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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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国古文献中的神话性人祖常冠以“熊”的圣号。如黄帝号“有熊”，伏羲号“黄熊”。此类以“熊”为称谓的名号，常引起古往今来读书人的关注和揣测。再加上夏代始祖鲧和禹均有“化熊”事迹，而楚国国君一般也都攀附“熊号”，就更显出“熊号”渊源深远、意义非同一般。

20世纪出土的文献为破解“熊号”神话之谜提供了新线索。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记述了战国时楚国的创世神话。《楚帛书》认为，处在世界万物发生序列第一位的，不是天地或神祇，而是“天熊”，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伏羲。伏羲在先秦的楚人那里为何叫“天熊”呢？从天熊伏羲到有熊黄帝，华夏初祖的两种主要的神话记忆为什么都和熊有关联呢？

日本的古代史书《日本书纪》提供了一种解释，书中认为应在“天熊”二字后加“人”字，组成合成词“天熊人”，又写作“天熊大人”。从叙事情节上看，天熊人是天照大御神从高天原神界派往人间的使者。就完成天地沟通的神圣职能而言，人格化的天熊人、龙蛇形象的玉璜(虹桥)和龙车形象的轩辕等所发挥的神话功能是一致的，可简单概括为“天人沟通”。

然而，此类神话中沟通天地的使者形象究竟起源于何时，有何物证可以说明，尚需探讨。《楚帛书》约成书于距今两千多年前，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出土的史前玉器，足以将天熊神话溯源到六千年前。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祭坛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生动地刻画出史前先民想象中双龙化作彩虹桥下凡饮水的神话景观，给几千年后出现的甲骨文“虹”字写作双头共身之龙张口向下的象形提供了物证。彩虹架设于天地之间，忽隐忽现，捉摸不定，最能牵动先民好奇的目光。《宋书·符瑞志上》记载：“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虹、龙和玉的神话想象在玉璜中融合为一体，玉器制作自然包含着天人沟通的初衷，因此，史前佩戴玉璜不是纯粹为了美化和装饰。玉璜出土于祭坛附近，说明其可能承载着神话信仰的功能。班固《西都赋》云：“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李善注：“应龙虹梁，梁形如龙，而曲如虹也。”点明了神话中虹与龙互为联想对象的原因。南宋诗人刘克庄在《水龙吟·辛亥安晚生朝》词中表达得更为生动：“喜动龙颜，瑞班虹玉。”古人设想虹是有生命的活物，虹的色彩体现为玉质特征，虹变化则为神话生物。

虹与龙的变化，除了联想为天桥，还可想象为彩旗。《楚辞·远游》云：“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至于虹龙的形象变化，其一是虹蛇，其二是虹熊，其三是虹人，三者在玉器中均有生动的实例。

在收录可靠文物多达191件的《红山文化玉器鉴赏》一书中，玉雕三孔器就有双熊首、双人首和双蛇首三种。其中，最典型的是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第十六地点2号墓的“双熊首三孔器”。该件玉器玉料为青白色，底部钻孔，两端的兽首以写实手法雕出，短圆耳，菱形目，吻端圆而上翘，形象似猪亦似熊，有学者模糊地称其为“兽首”。从前文神话学分析可以看出，这件玉器上的兽首即为熊首。此类三孔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多次出现，根据底端钻有小孔的特征，推测为复合器，用于联接木柄，或为仪式上的神圣标志物。神话中的虹桥具有沟通天地的作用，符合史前巫觋的社会职能。如果说玉璜的弧形明显模拟虹桥，双龙首玉璜的造型体现虹龙自天上下来饮水的神话叙事，那么，用造型更加复杂的玉器来模拟神话想象中的三孔虹桥，则表示天地人神的贯通。三圆孔相连，可代表三界之贯通，双熊首形象则象征着天熊大神上天入地的神异能量。每一圆孔构成一个环形，代表出现在天地之间的虹桥与隐藏于地下的对称之桥相互连通。

环与熊也是印第安神话的重要母题，列维-斯特劳斯在《面具的奥秘》一书有精辟的结构分析。书中列出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仪式用幔帐的神话造型，非常生动地展现出两端为双头蛇、中央为熊神的复合型面具：双蛇如同熊神张开的前腿和熊掌，熊身呈现为上下贯通的柱子(类似图腾柱)，上面覆盖着半环状的虹桥，虹的两侧各有一只展翅飞升的渡鸟。将红山文化三孔玉器和印第安人铜环、铜熊形象相比，变化的只是物质材料，不变的是神话思维及其符号。红山文化玉器中熊形器物不多，但是玉环、玉镯则是较为常见的器形。究其原因，或有雕刻技术方面的限制。对于此件双熊首三孔器，考古学者郭大顺从加工工艺特征方面考辨后认为，这件器物在众多玉器中具有非比寻常的特征，即熊首部的雕刻使用了玉雕技术中难度最大的圆雕技法，非常罕见。

重建红山文化时代的神话观念背景是解读玉器形象的有效方式。对照之下，红山文化双熊首三孔器的神秘意蕴可以作如下解释：圆环与熊的组合意象，应理解为从天而降的天神幻化成的神物。按照《楚帛书》和《日本书纪》的命名法，即应称为“天熊”。至此，我们对五千年前黄帝时代为何崇拜“有熊”的神话背景已有体会；《山海经》的叙事为何将“虎豹熊罴”视为“四鸟”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它们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四种神圣使者形象。